Saturday, March 08, 2008

香港經驗看兩岸共同市場

香港經驗,非常直得各界借鏡來思索台灣政經策略。馬、蕭實不宜莽撞,誤以為「中國」將是台灣再堀起的平台,其實「香港經驗」告訴我們:邁向「兩岸共同市場 」不是一帖補藥,而是一加速台灣經濟「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危險工程。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3-08-2008; 蘋果日報, 03-17-2008

蕭萬長先生三月五日召開「為台灣經濟找出路,兩岸市場說分明」記者會,終於承認自己曾提過「一中市場」,不過卻也強調「兩岸共同市場」是台灣經濟的一帖補藥。


事 實上,在「一中各表」框架下,透過「兩岸共同市場」的建立,將台、中雙邊關係由「經濟統合」過渡到「政治統合」,這樣的政經內涵,蕭先生在淡江大學演講文 稿中,已白紙黑字交待得非常清楚。這恰巧也呼應了馬英九先生的「終極統一」主張。不過「兩岸共同市場」何以會是一帖補藥,倒是仍模糊不清。


儘管馬、蕭都已從「兩岸共同市場
」的原先立場有所退卻,不過,兩者追求台、中進一步經濟統合的政策主調,其實仍毫不含糊。


香港經驗,非常直得各界借鏡來思索台灣政經策略。香港比台灣更早,也幾無限制地已和中國大陸完成緊密的經濟統合。所謂「政治統合」,其實也可說完成了。香港是全球最高度自由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按美國傳統基金會,香港經濟自由度指數當前排名全球第一。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率多維持在百分之十的高水平,而香港與中國大陸又是如此緊密連結。照理說,以西進中國論者的邏輯來說,香港應是蓬勃發展,但事實卻非如此!


1990年迄去﹝2007﹞年止的十八年期間內,香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只有4.34%而已,低於台灣的5.43%。若以東亞金融風暴﹝或者李前總統實施「戒急用忍」﹞的起始年1997作為分水嶺:1990-1996,香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4.89%,低於台灣的6.89%1997-2007,香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3.99%,亦低於台灣的4.50%


以民進黨執政第一個四年期間﹝
2000-2003﹞來說,全球高科技泡沫化把港、台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連袂分別拉下至3.33% 2.94%﹝若按每人實質GDP,港、台平均每年成長率則分別拉下至2.86% 2.40%﹞。


香港早與中國大陸緊密地經濟統合,但仍歷經十幾年漫長的景氣低迷,一直遲至民進黨執政第二個四年期間﹝
2004-2007﹞才穩定邁入短期景氣循環的擴張階段: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終於升高至7.2%﹝台灣為5.3%﹞,而每人實質GDP年成長率亦挺升達6.5%﹝台灣為4.9%﹞。但隨著美國次級房貸風暴逐漸擴大,加上油價等飆漲,港府預測香港今年經濟成長率將下墜至4-5%的範圍內,一如台灣。


馬、蕭實不宜莽撞,誤以為「中國」將是台灣再堀起的平台,其實「香港經驗」告訴我們:邁向「兩岸共同市場
」不是一帖補藥,而是一加速台灣經濟「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危險工程。


在上世紀最後十年﹝
1990-1999﹞,香港製造業產出佔實質GDP的比率由最初16.7%一路滑落至5.3%。進入本世紀迄今,此一比率已持續下降到3%。在港、中經濟統合下,香港加速「去工業化」,著實令人瞠目結舌!


如今,香港已是十足的服務經濟﹝
service economy﹞,是世界進入中國華南的門戶,也是亞太區域金融及營運中心。作為一個高度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城市經濟」,這是香港不得不選擇的一條終極發展路線。


但香港勞工在「去工業化」下,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在上世紀最後十年,香港製造業實質工資平均每年僅增加
0.53%,而即使包含製造業、服務業等在內的各業平均實質工資,也只每年增加1.10%﹝台灣為3.90%﹞,遠低於同期間已屬微弱的香港經濟成長率﹝按平均每年3.59%﹞。


即便最近幾年進入景氣循環的擴張皆段,香港
2000-2007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雖爬升達5.28%,但各業平均實質工資僅每年微增0.91%。換言之,資本家拿走了香港經濟成長的絕大利益,資本家和勞工所得分配乃呈長期性惡化,遠逾日、台、韓的程度。


在相當程度上,台灣已步入香港「去工業化」的後塵,製造業產出佔實質
GDP的比率已由1990年的31.2%下滑至當前約20%的水平,長期可支撐的經濟成長率也已然下降至5%左右,而在最近八年期間,無論是製造業或各業平均實質工資平均年增率甚至都不及經濟成長率的四分之一。


的確,隋著經濟發展層次逐漸提昇,藉助「去工業化」釋出資源已支援服務業的成長,不僅無可避免,且毋寧是必要而建康的。但是台灣並非香港:台灣研發投資佔
GDP2.5%,但香港遙遙落後,迄未跨過1.0%的門檻。台灣具備發展成亞太高階研發及製造重鎮,但香港無此能耐。


馬、蕭「亞太營運中心」及「兩岸共同市場
」等主張,其實都有「台灣經濟結構香港化」的影子,這無異也將陷台灣經濟於加速「去工業化」的危機中。台灣人民怎能不警剔?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Remark: 本文所引用經濟數據都來自台灣或香港政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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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論:

兩岸共同市場的國際比較利益逆轉

「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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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共同市場的理念與實踐

作者: 蕭萬長

發表日期: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淡江大學名人講座

約四年前,報紙上出現一個政黨的廣告文宣,文宣的標題是:「笨蛋!問題在兩岸!」這句標語是從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柯林頓攻擊布希的著名文宣:「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 轉變來的。


柯林頓提出那句文宣口號的背景是,當時的布希總統主要精力放在國際問題上,美國人民覺得布希不重視國內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布希執政時,美國的經濟已從雷根時期的景氣高峰走進谷底。柯林頓這句競選標語,打贏美國選民的心,對他贏得選戰有不小的幫助。

當「笨蛋!問題在兩岸!」這個口號在台灣喊出後,有兩種不同的反應。第一種是:「這句話說出了我們的心聲。」第二種是:「這句話把問題太簡化了,不能把台灣的所有問題化約為兩岸關係。」

我會舉這兩句政治文宣口號來做開場白,是因為這兩句政治口號道出了這幾年來令台灣人相當不安的兩個議題:經濟與兩岸。對一九九年代初的美國人而言,經濟 主要被認為是內政問題,他們希望國家領導人多把心力放在自家的柴、米、油、鹽問題上。不過,對外貿起家的台灣而言,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對外經貿往來,而對 外經貿關係也成了我們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思考台灣的出路

一九九年代之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貿易逐漸增加。演變到今天,中國已成了台灣對外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對象。台資企業超過六萬三千五百家,總投資額 將近四百億美元,是中國第五大外資來源。二○○四年中國一大出口商當中,台資企業佔了二十一家,前二十名中更佔了八家,大家熟悉的鴻海、廣達和華碩三家電 子資訊公司在大陸投資創立的公司,分別居前三名。而在貿易方面,二○○四年台灣對中港澳貿易總額近八~三十億美元,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將近四分之一。中港 澳三者合計,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三大進口市場。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超過四五十億美元。

如果各位去查閱一九七、八年代的台灣媒體,可以發現很多有關台美貿易的報導。這些新聞常會出現:「台灣對美出口再創新高!」這類很興奮、驕傲的文字。 不過,這幾年當台灣談到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投資一再創新高時,卻不時透露出一種不安的感覺。這種不安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在軍事上,中國大陸一直是 台灣最大武力威脅的來源;第二,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參與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面對中國大陸,對台灣而言,「全球 化」的主要內函就是「中國化」。

?o兩種不安,說明了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新的國際政經局勢中難以調適。新局勢中兩個最重要的變化:經濟上,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發展;在國際政治上,中國大陸已被普遍認可為一個崛起中的超級強權。

一九九年代末以來,台灣民間對中國大陸投資貿易熱絡進行,但台灣政府在兩岸關係上卻是保守的,也因此造成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上的猶豫。這種困境已持續很久 了,讓台灣的生命力白白地消耗,讓台灣的成就愈來愈低。以前台灣人會問:「日本行,為什麼台灣不行?」「新加坡能,為什麼台灣不能?」而現在呢?連南韓都 超越台灣了。

我個人看到台灣九年代末以來所陷入的困境,心中非常焦急。自己一輩子投入台灣的經貿事務,親身參與所謂「台灣奇蹟」,曾經與民間企業一起在全球各地打 拼,開創台灣的外貿市場,一磚一瓦地建立起台灣這個貿易強國。當台灣在國際經貿領域中大展身手的時代,台灣是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孤兒。不過,我們用經濟實力 讓各國肯定我們的存在,突破了外交防線,在愈來愈多的國家設立經貿代表處,最後我們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遺憾的是,台灣如今卻自陷困境, 讓過去累積的經濟實力一點一滴流失,在國際經貿戰場中失去優勢。對我這樣從經濟建設退下來的老兵而言,這是件多麼難以接受的事。也因此,這幾年來我把精力 投入台灣經濟發展的思考:到底台灣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新國際環境?在這個新的情勢中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與中國大陸交往?這些思考也讓我逐漸形成了「兩岸 共同市場」的理念。
經濟全球化

首先,我們先從國際經濟的大環境來看,瞭解一下到底柏林圍牆倒了之後,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

冷戰結束之後,對全球經濟而言帶來最大的衝擊是:原有的經濟疆域突然一下子擴大了,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擴張。前共產國家相對貧 窮,當時他們還無法成為重要的消費市場,但是他們釋出大量的勞動力與天然資源,包括土地、石油等等。這些資源吸引著原本屬於所謂「自由民主陣營」國家的投 資者注目,他們大量把生產基地移到這些新興國家,使用當地便宜的生產資源,製造更廉價的商品。傳統上大家對品牌的認同,主要來自這個製造國家的科技、管理 能力。如果是來自德國、日本的商品,通常被顧客認為是「高品質」的同義詞。但是現在,不論是德國、日本或義大利的產品,大部分是在第三世界代工生產的,即 使在本國原廠組裝,裡面大部分的零件也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協力廠。十幾、二十年前,台灣代工技術世界一流,為台灣賺進大量外匯。如今,台灣已面臨愈來愈多挑 戰者,在許多中低階
產品上的優勢不再。

全球經濟疆域擴大,不一定能順利地建立起新的分工網絡。但是感謝資訊科技的進步、運輸技術的進步,形塑了一個互動頻繁的地球村。在一九六年,從紐約打三 分鐘國際電話到倫敦,要花六十塊四毛美金,到了二○○○年,只要四毛美金。此外,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九年,海運成本降了七成,一九三年到一九七年, 空運成本降了八十四%。近年來,運輸業者發展出更有效率的運籌中心,讓空運成本更加降低。根據UNCTAD報告表示,每減少海運及空運運輸成本1%將為亞 GDP增加三十三億美金。

這些技術與經營管理模式的改變,終於讓全球經濟運作方式在一九八年代末產生了大幅的變化,全球商品、服務、資本、市場更加速整合;國際貿易、跨國分工、 金融開放、資訊技術、人力與資本流等等都更快速地發展。自由貿易成了國際普遍的共識,而一九九五年WTO的成立,可視為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

在這場變化中,中國大陸成了「世界工廠」,吸引鉅額外資,生產大量廉價產品賣到全世界。而台灣民間企業在一九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很快搭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列車,也為台灣經濟轉型帶來一股源頭活水。所以,我之前說,對台灣而言,「全球化」幾乎就等於是「中國化」。

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
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另一個趨勢也在發展中,那就是區域經濟整合。全球化的基本精神是WTO無歧視地對待所有貿易對象。不過,WTO的條款中也允許,一些 國家共同組織更密切的區域經濟合作體,在這個體系內取消區域內大部份的貿易關稅與限制性商業法規。但它的前提是,這樣的區域經濟體不增加對區域外貿易障 礙,不提高對區域外關稅及商業法規限制性。我們常聽到的區域貿易協定(RTA)或自由貿易協定(FTA)就是屬於這類區域互惠合作。依WTO FTA的規範,它必須符合GATT 第二十四條規定:必須涵蓋「絕大部分貿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而且不能對多邊體系造成貿易扭曲效果。

幾個國家之間可以彼此承諾,給予對方比WTO規定更優惠的投資貿易條件。這種互惠協定,當然有助於這些國家彼此間貿易投資的增加。歐洲是區域經濟整合的始 祖,歐洲的例子我們之後再深談。我們先把目光放在一九八年代末以來全球各地的區域經濟整合。其中包括:一九八七年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談判展 開,並於九四年成立。八九年亞太經合會(APEC)成立。二○○三年中國大陸與港澳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東南亞國協(ASEAN)預 定在二○○八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ASEAN預計二年成立「東協中國自由?T易區」。ASEAN還計畫在二一二年與中日韓共 組「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

這些發展對台灣有什麼影響?最嚴重的就是:目前除了APEC,台灣完全被排除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外,不幸的是,APEC又是這些區域經濟合作體中最鬆散的一個。台灣未來將無法享受到上述區域合作給成員國的優惠,這也是大家在擔心台灣會被邊緣化的原因。

有人說,這是北京對台灣進行政治打壓,使得台灣無法參與這些區域經濟體。沒錯,這是個事實。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個事實:中國大陸儼然成了二十一世紀 上半期亞洲經濟的中心,亞洲鄰國在尋求經濟合作時,當然把中國大陸視為優先考慮,不會為了台灣而犧牲他們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即使日本對中國大陸軍事擴 張相當擔憂,但雙方經濟關係卻愈見密切。近年來,日本對亞洲各國出口不斷攀升,尤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增加為最,對中出口總值佔日本對亞洲出口的四分之一以 上,年成長率近三成。一九九年代前半期,中日貿易總額平均每年約三百零八億美元,九年代後五年間倍增到六百一十五億美元。二○○四年更高達一千六百七 十九億美元,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地區,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官方估計,雙方貿易額到二年將超過三千億美元。請問,日本政府會較重視日 中經貿合作,還是日台經貿關係?

台灣的優勢
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台灣不能坐以待斃,台灣要找到自己的優勢,在東亞經濟中站穩有利的戰略位置;另一方面,台灣要勇敢地面對問題徵結,打破兩岸的僵局,尋找兩岸共榮互利的經濟合作方式。

的確,兩岸關係不是台灣問題的全部。假如台灣本身沒有競爭力,就無法在全球化經濟中、在區域整合的東亞中扮演有分量的角色。如果台灣一點優勢強項也沒有,那麼面對經濟崛起的中國,就更容易「被吃掉了」。那麼,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台灣雖小,但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二○○五年五月間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一個台灣經濟專題中形容台灣的中山高從南港到新竹七十公里,隱藏著全球經濟的樞紐。並稱,台灣在全球IT產業的地位無可取代,就如中東石油在全 球經濟的角色一樣。之前提到,台灣IT產業龍頭大廠,都成了中國大陸出口前二十名的大廠。IT產業不斷外移中國,會讓台灣優勢因此消失嗎?更早之前,備受 全球各界重視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二○○五年一月在一個台灣專題中指出,產業外移中國大陸,非但未傷害台灣IT產業,這些廠商反而因為成本降低、全球市占率上升而受 惠。
若從全球運籌中心的思考出發,台灣若想要本土企業留在
台灣,建立企業總部,想要讓外資來台成立營運總部,要想成為一個管理、研發、資金中心,就必須解決直航問題,也只有這樣才可能降低企業的管理、庫存成本, 加速它們全球調度的能力。若兩岸運輸更便捷,可以讓一些高附加價值、可以藉空運快速運送的產品,繼續留在台灣生產。兩岸經濟的合作、甚至尋求進一步的統 合,基本上是對雙方互利的,這就是我常說的「一加一大於二」。

我們要思考的重點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推動這種合作整合,對台灣最有保障,對兩岸長遠的經濟合作,對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最有保障。剛才提到,兩岸之間「經 濟熱,政治冷」。兩岸經貿愈見密切,兩岸間的政治溝通卻幾乎已停擺。兩岸經貿關係也愈見複雜精緻,愈來愈需要制度性的溝通對話,甚至進一步積極建構經貿統 合的制度,這個機制是什麼?就是「兩岸共同市場」。

「共同市場」的緣起:歐盟經驗
「共同市場」概念源自歐洲。在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推動下,法、德、義、比、荷、盧等六國,在一九五一年簽訂《歐洲煤鋼共同體協定》( ECSC)。六國將煤、鋼鐵原料統一產銷,破除貿易障礙。煤鋼共同體也成了今日歐盟的雛型。為什麼從煤、鋼開始?德法兩強一向存著芥蒂,舒曼深知,想實現 統一的歐洲,要先破除德法間的敵意。煤、鋼正是整軍備武的重要指標,若兩國煤鋼都統一生產運銷,正是破除雙方敵意的最好表徵。一九五年,舒曼發表宣言 說:「(統一的)歐洲的實現將透過一些具體作為,進而展現真正的團結。

這項構想帶來非凡的經濟成就。短短八年間六國鋼鐵產品的產量增加七成五。這個成功經驗也刺激歐洲進一步經濟整合。一九五七年六國在羅馬簽訂《歐洲經濟共同 體條約》(EEC),大家習慣稱之為「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之後進一步整合為「歐洲共同體」(EC)。一九八六年EC決議在九二年底完成「單一市場」。九年代歐洲各國致力於貿易障礙排除、經濟政 策統一,並加強社會、國防、外交政策的協調。九九年歐洲央銀成立,歐元誕生,二○○四年歐盟大幅擴張,十個新會員國加入,目前成員國共二十五國。歐盟憲法 雖未能通過,讓歐盟前景蒙上陰影。不過四十年來歐洲致力於統合的努力,已為歐洲帶來長期和平與繁榮。

兩岸共同市場即一中市場
兩岸以及東亞的現況不能完全與歐洲畫上等號。在參考歐洲經驗,並具體考量兩岸與東亞現況,我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具體主張。簡單的說,「兩岸共同市場」 就是「一中市場」。未來這個市場除了台灣與中國大陸,再加港澳兩地,兩岸四地一起在WTO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C
不容否認,台灣最大的市場、生產基地、投資對象都在中國大陸,影響台灣參與東亞區域整合的關鍵也是中國大陸,唯一能破解僵局、進一步推動台灣經濟的方法, 就是承認台灣的發展與中國大陸脫不了關係。因此在現實上,「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大中華市場」。我很瞭解「一中」這兩個字又會挑起許多人神經的緊張,「一 中」真的有那麼危險嗎?

許多大型跨國企業在東亞的分部,除了日本分部之外,最重要就是「大中國區」分部,在經濟上,這些跨國大企業都把台港視為「大中國區」的一部分,他們都很清 楚這是個經濟現實問題,台灣能否定這個現實嗎?承認這個現實並不會對台灣政治帶來衝擊。台、港、澳與中國大陸不是同樣以這種現實的態度,共同參與WTO 中國大陸以國家名義加入,台、港,澳是以關稅區域名稱加入,這樣的名稱,並不妨礙台、港、澳享受WTO成員的權益。

我們可以用WTO相同的概念,把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經濟體,而與中國大陸簽訂類似經濟合作與整合計畫。中國與港、澳簽訂CEPA也一樣是引用 WTO的概念。這並不違反「九二共識」,又能顧全雙方的基本立場,而且只要在這樣的基礎上推 經濟整合,一定會帶動兩岸更密切的全面整合。

兩岸經濟制度的整合
兩岸共同市場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兩岸經貿做制度性的規畫安排。兩岸熱絡的經貿往來,卻因長期缺乏制度性規範,資訊不完全、交易成本與障礙過高,這些問題 增加了投資的風險,阻礙了長期、大規模的投資。尤其一些智慧財產、高科技開發的共同合作,更需要雙方建構共同規範。若能以兩岸共同市場為架構,協商制訂規 範,將大幅降低經濟風險,增進兩岸間大型、長期的經濟合作。


此外,全球化也讓一些風險更快速的傳播到其他國家。例如,跨國界的經濟犯罪,九七年橫掃各國金融風暴,恐佈主義,還有SARS、禽流感等等。各國內部所得 分配、環境生態等問題的影響不再只限於國內,這也不再是單一政府可以解決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各國,可以共同規畫勞工政策、協調產品供需失調,而歐盟更進一 步協調統一社會、財政與金融政策,這些都有助於降低風險與成本,促進合作。

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希望在這些兩岸經貿更根本、長期的制度問題,尋求一個溝通、合作、協調,達成共識、建立規範的平台。

兩岸共同市場一個前提,三步到位
兩岸共同市場到底要如何循序推動?簡單地說,兩岸共同市場一個前提三步到位:一個前提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三步包括:一、三通直航,兩岸經貿正常化;二、簽訂經貿互惠協定;三、關稅同盟與貨幣同盟。


兩岸先把政治歧異放一邊,就如
同一九九二年兩岸對「一中」內容無法達成共識,決定以「各自表述」的方式暫時擱置爭議,在這個基礎上,平等而務實地追求經濟合作。
接著,兩岸首要工作是經貿往來正常化,也就是先解決三通問題。台灣方面可先把目前已在兩岸之間往來貨運權宜輪的轉口限制取消,允許貨物可以入關。之後,進 一步就人貨,海空直航進行協商。只要兩岸有誠意,避開政治歧見,相互諒解,要解決通航通商的技術問題並不困難。「通航」不只是消極的解除限制,也開啟了兩 岸新的合作契機:物流運輸的合作。兩岸與香港,可以將現有的運輸物流做進一步整合,合組航運公司經營海空運,加強各港口物流的經營合作。


第二步是簽訂類似自由貿易區協定(FTA),做為兩岸推動經濟制度調和及標準化工作的基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第一步,就是雙方協商把相互之間貿易關稅逐漸 調降到零。至於協定的名稱,只要兩岸能發揮智慧,創造一個名詞讓兩岸接受,就可以處理掉這個問題,例如我曾提出Closer Economic Operation Framework,「更緊密的經貿運作架構」,相信也是個可行方案。

這個經濟架構,也應進一步考慮與港澳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協定整合為一,朝向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發展。在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兩岸需要在經貿制度、貨幣政策、對外關稅、經貿政策上尋求進一步的統一。也就是朝第三階段的關稅同盟與貨幣同盟邁進。

從經貿關係正常化到共同市場是長期的過程,在過程中,兩岸需建立經常態的協商平台,持續規畫相關制度配套、解決爭議。除了推動關稅減免,並陸續推動商品、 人員、資金、服務、資訊等生產資源移動全面自由化。這也涉及到各自制度法規調整的問題,除了經濟法規、還涉及環境、社會福利與勞工政策,這需要長期持續的 協調,而這也是具體進行兩岸制度統合的實踐。目前幾個較迫切的問題包括:在推動大陸民眾赴台觀光的同時,兩岸如何共同防止跳機問題、來台人員的身分確認等 等,都需要兩岸建立經常的合作機制。此外,兩岸要推動農業交流,必須對檢疫問題有共同的規範。

兩岸共同市場的試點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向強調「試點」,也就是一個新制度先在一個小的領域或地區試行,邊做邊改進,若成效不錯再推廣到更大的範圍。日前中共十六屆五 中全會的「第十一個五年規畫」中,首度將「海峽西岸經濟區」納入中央文件,可以看出對岸有意以「海西」回應「兩岸共同市場」,把它做為「兩岸共同市場」的 試點,做為規畫「兩岸自由貿易區」的初步範圍。

「海峽兩岸經濟區」是個以台灣海峽為紐帶,右岸是台灣,左岸是福建,由福建往西連接中?磥丹鞈﹛B北承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這個以溫州到汕頭的東南沿海做為與台灣成立兩岸經濟區的主體,再藉由產業連帶逐漸向福建內陸、粵東、贛南與浙南延伸。

從經濟統合走向政治統合
台灣的問題在經濟,也在兩岸。不過這個複雜的問題不是一句政治口號可以解決的。台灣需要思考的是怎麼樣從制度上來建構一個可以長遠可行的機制,化解經濟與兩岸問題帶給台灣的焦慮。怎麼樣透過這些制度規畫讓兩岸共榮互利,和平共存。


兩岸共同市場是條兩岸經濟合作可長可久之路,更是具體解決兩岸制度差異、尋求兩岸統合的道路。政治不只是意識型態,更重要的是制度。藉由對雙方現實利益的 經濟議題出發,延伸至各種制度歧異的調合,建立兩岸更密切的連繫統合,這是最可行的一條路。兩岸藉由經濟這個「下層結構」的合作來突破兩岸困局,在利益上 密不可分,在基礎結構上形成緊密相容,自然難以導致戰爭。兩岸共同市場等於是把經濟合作做為維繫區域集體安全的力量,透過制度化的經濟合作、解決衝突矛 盾,統合制度,讓兩岸共同發展繁榮。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兩岸才有可能走向政治統合這個歷史機會就掌握在兩岸人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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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February 24, 2008

韓、星經濟值得效法嗎?


所謂「台灣國際競爭力下滑,被星、韓等遠拋在後」也豪無根據。台灣兩組總統候選人都不約而同稱羨星、韓經濟表現,但台、星、韓其實都差不多,也各自面臨發展瓶頸的挑戰。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2-24-2008; 自由時報, 02-26-2008

行政院主計處日前公布,台灣實質GDP計算的經濟成長率在去年第三季勁升達6.86%後,第四季仍維持在6.39%的高檔,促使全年經濟成長率由前(2006)年的4.89%挺升達5.7%, 高於南韓的4.9%。民進黨執政第一個四年任期(2000-2003), 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2.9%, 但第二個四年任期(2004-2007), 則強力彈升達5.3%。這些數據的變化至少有多層意義:

一、所謂「民進黨執政八年來,台灣經濟停滯不前」不符事實。

二、所謂「民進黨執政,實施台灣鎖國或鎖國政策」是謊言。因為若屬鎖國,出口和製造業的連動成長就斷不可能成為台灣經濟的主要動力。

三、所謂「台灣國際競爭力下滑,被星、韓等遠拋在後」也豪無根據。

記得去年四月二十四日經濟日報一篇社論曾諷喻:李前總統提出「戒急用忍」主張以來,接著民進黨執政,是台灣經濟「失落的十年」。筆者對此曾提出批判,現在星、韓經濟統計也多已出籠,不妨再來比一比。

「戒急用忍」實施的第一年迄去年止﹝1997-2007﹞整整十一年,新加坡實質GDP成長率平均每年為5.61%,南韓為4.4%,台灣為4.5%新加坡看似最強,其實不然。因同期間,新加坡人口年成長率高達2.01%,而台、韓分別僅0.55%0.61%。若按「實質GDP成長率」扣除「人口成長率」後的「每人實質GDP成長率」,台灣為3.96%領先 南韓的3.83% 新加坡的3.55%

就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來說,南韓每人實質GDP年成長率為4.66%,領先新加坡的4.01%及台灣的3.65%。再就民進黨執政的第二個四年期間來說,台灣每人實質GDP年成長率勁升為4.90%,雖略低於新加坡的5.28%,但又轉為領先南韓的4.38%

實在看不出有何系統性的證據證明台灣已不如星、韓。

以新加坡來說,其經濟潛在成長率介在4%6%之間﹝按該國貿易工業部﹞,與台灣的5%相當,但新加坡所得分配卻已嚴重惡化─「基尼係數」﹝介在01之間,愈大愈不平衡﹞在2006年超越美國,去年更進一步挺昇達0.485的高峰。

至於南韓,「貿易條件」連年惡化已造成GDP極度嚴重高估該國真正所得,針對此,筆者在自由廣場曾提出詳細估算。按南韓央行最新統計,去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持續惡化,比前年滑落4.1%,創下該國1988年以來的最底谷。原因是在面臨進口物價高漲的大環境下,南韓半導體、電子等出口價仍止不住下滑。

二月十八日朝鮮日報社論呼籲南韓新政府正視此一嚴重問題:去年第四季南韓實質GDP雖然較前年同期擴張5.5%,但扣減貿易條件損失後的真正所得﹝即實質GDI﹞卻僅成長2.4%

台灣兩組總統候選人都不約而同稱羨星、韓經濟表現,但台、星、韓其實都差不多,也各自面臨發展瓶頸的挑戰。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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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December 24, 2007

檢視馬蕭經濟政策

顯然,馬蕭經濟政策並未對症下藥。台灣需要的是突破供給面瓶頸的創新導向結構調整政策,而不是單純的內需導向財政政策。前者多屬微觀經濟範疇,遠為複雜。馬蕭政策路線存在: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及經濟結構香港化的嚴重隱憂!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2-24-2007; 自由時報, 12-25-2007

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蕭萬長今年以來已推出一系列經濟政策藍圖,內容龐雜,筆者將其歸納為六大策略主軸如下:

一、以雙航圈、雙中心﹝外商亞太營運及台商全球運籌雙中心﹞,重建經濟活力;

二、推動「兩岸共同市場」,以「兩岸」連結突破參與區域合作瓶頸;

三、推動「愛台十 二建設」擴大公共投資,以促進民間投資,進而擴大內需;

四、打造台灣為「亞太資產管理與籌資中 心」,吸引財富回流;

五、以金融、觀光、醫療照護等服務業,作為帶動就業的引擎

六、建構台灣為「全球創新中 心」,產業應走向高值化及 低碳化

馬蕭陣營提出「三三六主張」,希望執政後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六,失業率降到百分之三以下,同時讓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達到三萬美元。

這樣的政策藍圖凸顯了馬蕭陣營其實沒有真正透視台灣經濟問題的根源。

台灣經濟問題主要反映於長期可支撐的經濟潛在成長率呈現下滑,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以及社會所得分配也呈惡化三方面。這些問題主要根源於台灣總體經濟供給面,不是需要面。台灣內需不振是供給面受到抑制所致,它本身不是問題的根源。

只要供給面瓶頸無法突破,馬蕭陣營藉擴大公共投資或中國觀光客等手段,以擴張內需的凱因斯策略,要讓經濟成長率突破當前百分之五潛在水準,而提昇達每年百分之六,其實無濟於事,反會惡化赤字財政,威脅總體經濟的穩定。

台灣經濟出現供給面瓶頸,是因過度投資中國,導致舊產業快速流出西進中國﹝或被中國模仿取代﹞,而新產業興起較緩,使熊彼得式「創新毀滅」的良性循環失去動態平衡。台灣雖在全球技術專利的表現奪目傲人,但技術創新要進一步轉化為商機或孕育新產業,則顯有一道不易跨越的鴻溝。

當「創新毀滅」失衡時,經濟潛在成長動能一定會弱化,且貿易條件會隨之惡化。再者,當外移﹝或毀滅﹞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無法轉業時,將進一步加深全球化下「要素價格均等化」拉低台灣薪資與惡化所得分配的市場機制壓力。這就是全球化西進中國下的台灣經濟困局。

顯然,馬蕭經濟政策並未對症下藥。台灣需要的是突破供給面瓶頸的創新導向結構調整政策,而不是單純的內需導向財政政策。前者多屬微觀經濟範疇,遠為複雜,希望馬蕭及長昌陣營多下功夫,深入研究。馬先生雖提「全球創新中 心」的鴻圖,但這只是打高空虛晃一下。兩岸」連結,根本不是策略要徑,馬蕭政策路線存在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及經濟結構香港化的嚴重隱憂!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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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2, 2007

誰在製造選舉數字?

真 正在操控曲解經濟數據者,是一些政治人物。經濟成長是不是嘉惠到社會各階層,是屬於所得分配的問題,以及產出面的經濟成長會不會因貿易條件惡化,而無法同 比例帶動各階層所得成長。若因社會存在得分配問題,而反過來質疑經濟成長數據,不是專業不足,就是迷失於試圖操控政黨政治利益。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2-12-2007; 自由時報, 12-19-2007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第三季初步統計的台灣經濟成長率由第二季的5.24%,強勁提昇達6.92%,較8月政府預測4.47%增加2.45個百分點,也較道瓊新聞網十二位經濟學家的平均預測5.16%,高出1.76個百分點。主計處也因而修正預測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5.46%,較原估4.58%向上修正0.88個百分點。

台灣經濟景氣轉趨活絡,出乎許多民間智庫或學者原先的保守預期,更讓一些政治人物方寸大亂。當第三季6.92%的強勁成長公布時,中國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蕭萬長及前主計長韋伯韜說,這是選舉數字,甚至質疑政府做假。為了拼選舉,竟能如此率爾發言,可悲可嘆。上週,也是前朝政務官葉萬安仍繼續質疑,批第三季經濟成長數據至少高估一個百分點,不過,質疑的基礎只是猜疑本身,看不到專業。

國民經濟統計有一套國際共同遵守的嚴謹過程,但韋、葉兩位理應明白,經濟預測和實際兌現的數據往往有出入,也往往出入甚大。不是統計方法不對,而是經濟環境的不可預控使然。

以新加坡來説,該國政府原先預測今年第三季經濟成長折合年率為6.4%,結果實際公布數據僅及4.3%,足足出入2.1個百分點。鑒於全球景氣的不確定,該國政府又預測2008年成長率將介在4.5%6.5%的區間內。這個區間有2個百分點,就是預留實際和預測會有不小的出入。

以美國來説,第三季經濟成長折合年率為4.9%,較月前粗估3.9%高出一個百分點,這是美國四年來最強勁的第三季經濟成長率。原先一般擔心次級房貸的衝擊,實際上在第三季並沒有顯現。

在筆者看來,真正在操控曲解經濟數據者,是一些政治人物。經濟成長是不是嘉惠到社會各階層,是屬於所得分配的問題,以及產出面的經濟成長會不會因貿易條件惡化,而無法同比例帶動各階層所得成長。若因社會存在得分配問題,而反過來質疑經濟成長數據,不是專業不足,就是迷失於試圖操控政黨政治利益。

陳水扁總統第一個四年任期(2000-2003)台灣經濟平均每年成長率為2.8%, 第二個四年任期(2004-2007) 平均每年成長率則回升達5.2%。因此,就總合產出面言,台灣經濟在歷經2001年全球高科技泡沫化帶來的景氣衰退後,近幾年已又回復到5%左右的潛在成長率水準。在政治連年惡鬥下,台灣經濟仍保有如此軔性與彈性,是不簡單。

但是台灣貿易條件惡化,確使計算經濟成長率的實質GDP內含高比例的虛幻所得(按筆者估算,2004年約佔4%2005年約佔6%2006年約佔7%),這其實部份反映產業界攀登技術階梯,開發高價產品的努力還不夠,政府應慎擬有效對策。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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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18, 2007

台灣贏的策略

謝長廷常以「主體vs開放」的思維,尋求架構更鬆綁的台、中經濟關係,是過度簡化了問題。台灣贏的策略在:積極創新,經略全球。民進黨內傾中路線,仍然深深盤據。這樣的現象,是理性辯論後的共識?是派系的傲慢?還是僅因執迷於絲路之旅的中國熱?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1-18-2007; 自由時報, 11-19-2007


謝長廷先生「幸福經濟」的具體路線,終於明朗化,雖提出「動態管理」概念,以處理對中國投資的上限管制,但主調仍是進一步開放西進中國。一點也不意外,這正是他曾提的「台灣新絲路」,且貼近馬蕭的經濟策略指向。

台灣贏的策略,當然存在理性辯論的空間。但如果沒有嚴謹認真地面對過去十七年來台灣與中國深渡經濟整合後產生的困局,而繼續吹奏西進進行曲,這樣的策略路線是冒進的。不但無助於開創新局,反而會置台灣於險境。

民進黨執政七年來,筆者不斷提出經濟論述,以期有助集思建構台灣再崛起的政策輪廓。不過,民進黨內所謂新潮流「自信開放」等傾中路線,仍然深深盤據。這樣的現象,是理性辯論後的共識?是派系的傲慢?還是僅因執迷於絲路之旅的中國熱?

00一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公共政策委員會成立經濟科技政策專案小組,筆者負責草擬政策建議,發表於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自由廣場,提出「三點策略考量,四個主要障礙,十項政策主張」,略謂:

「台灣全球化對外經濟統合應朝向北美、歐盟、日本等全球技術『創新中心』邁進,才有助於技術引進或擴散,以提升台灣整體經濟體系的創新能力。反之,若朝 向創新能力薄弱的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過度深化統合,台灣有限資源的運用將遠離全球創新中心與世界最大高科技貿易市場的已開發國家群,這並不符合國家長期利益。」

這樣的策略論述,迥異於當年召開經發會決定「積極 開放,有效管理」的主張。七年後的今天回顧,我們當時的憂慮,已具體浮現。正如自由時報日前社論「我國經貿日漸遠離美日友邦之警訊」所分析:「從表面看來,我國對外貿易好似一片榮景,然若深入分析其內涵,不難發現亮麗成績的另一面,卻呈現出疏遠盟國、加速向敵國傾斜的「自滅性」的一中結構,與民進黨政府尋求主權獨立的立場完全背道而馳。」

有人說,台灣應進一步對中國開放,以擴大贏者圈,如此才能提升台灣整體利益。這種主張源自於新古典貿易理論架構,有其論據。但不要健忘,這個理論須假定生產要素不會跨國移動,以及技術不變等。一旦台灣的資本和技術大量外流至中國,以及台灣必須投資於自己,否則無法怕爬上全球技術階梯,以拉開台對中的技術領先差拒時,所謂「贏者圈」將主要在中國擴大,而非在台灣。

謝長廷常以「主體vs開放」的思維,尋求架構更鬆綁的台、中經濟關係,是過度簡化了問題。台灣贏的策略在:積極創新,經略全球。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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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策略精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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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27, 2007

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一﹞

經濟日報九月二十日發表「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筆者九月二十六在自由時 報發表「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特予回應,強調在比較台、韓經濟成長表現時,必須考量「貿易條件」變動衍生的損益,否則會錯得離譜,難獲真象。隨後,經 濟日報九月二十九日在該報二版不具名特刊「不知誰要為誰上課」一文回應,形容本人「過於狂妄」、「汗顏」,甚至要求「公開道歉」。經濟論戰至此,有失風 度。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27-2007;
自由時報, 11-04-2007

續篇 ~ 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二﹞

經濟日報九月二十日發表「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筆者九月二十六在自由時報發表「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特予回應,強調在比較台、韓經濟成長表現時,必須考量「貿易條件」變動衍生的損益,否則會錯得離譜,難獲真象。隨後,經濟日報九月二十九日在該報二版不具名特刊「不知誰要為誰上課」一文回應,形容本人「過於狂妄」、「汗顏」,甚至要求「公開道歉」。經濟論戰至此,有失風度。

論前,先談談所謂「瑞士成長矛盾」:自一九八0年迄網際網路剛興起不久的一九九六年,瑞士平均每年實質GDP成長率僅及1.3%,在經合組織(OECD)會員國中,幾乎墊底,但何以瑞士每人實質所得總是名列全球頂尖富國之列?原來在該十六年的同一期間內,瑞士「貿易條件」大幅改善34%,以致實質GDP成長雖緩,卻無礙實質所得不斷提昇。

國際上都利用「出口單價指數」除以「進口單價指數」來計算貿易條件指數,台、韓亦然。一九九五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升抵138.5高峰,惟從此滑落至二00六年的73.2,跌幅竟深達47%!但同一期間,台灣指數仍溫和成長7%。在民進黨執政僅僅七年期間內﹝二000~00六﹞,南韓貿易條件也仍大幅惡化36%,而台灣則略改善0.8%

貿易條件惡化會抵銷一國實質GDP成長帶來的所得成長;反之,改善則會助長所得。是以,南韓自一九九五年網際網路興起以來的成長經驗,恰巧顯現反面的「瑞士成長矛盾」:即南韓人民雖賣力生產,卻僅換來實質所得緩慢成長。筆者乃在前文論:台灣贏南韓。

上提「出、進口單價指數」都是取自各國海關通關貿易資料計算而得,涵蓋面廣是其優點,但無法反應品質變化,也會因貿易商品結構改變,而有所失真,這特別會發生在技術變化較快的半導體等電子業。因此,有些國家政府也蒐編抽樣商家提報的「出、進口價格」。按此也可計算另一組貿易條件指數:二000至二00六,南韓還是大幅惡化34%,而台灣則轉呈惡化15%,但仍遠不及南韓的一半。

在計算貿易損益與實質GDP時,台灣政府採用取樣商家的「出、進口價格」,而南韓則綜合海關與取樣商家兩者,結果筆者經由南韓國民所得帳,計算出來的出、進口價指數顯示,該國貿易條件惡化程度竟不合理地縮小為24%﹝較前述34%~36%約大幅縮小1/3﹞﹝註﹞。

因此,就貿易條件損失言,南韓部份被顯著低估了,而台灣部份或約略高估。這個情形,在比較貿易條件惡化衝擊台、韓經濟表現時,應牢記在心,否則難以解讀官方數字代表的真正圖像。

__________________

註:這個計算很簡單,即「名目出(進)口」/「實質出(進)口」=「出(進)口價指數」。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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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二﹞




台、韓最近幾年貿易損失比率令人耽憂。這七年內累計損益佔累計GDP的比率,台灣為 -2.89%,而南韓更高達 -4.08%。台、韓研發支出佔GDP比率也不過2.5%左右,可見貿易條件惡化嚴重,而南韓尤慘。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27-2007;
自由時報, 11-05-2007

上篇 ~ 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一﹞

南韓自從遭亞洲貨幣危機重擊後,經濟成長看似不錯,民進黨執政二000年迄二00六年,實質GDP平均每年成長率達5.2%,超越台灣的3.8%。但要據此論斷台灣落後南韓,是有失莽撞,因為南韓同一期間發生貿易條件急劇的惡化,必然大幅度抵銷掉南韓實質GDP成長所產生的所得。這一南韓版反面向「瑞士成長矛盾」,在評論台韓經濟表現時,不可忽視。

實質GDP所以會因貿易條件變動而無法準確反映實質所得,是因在現行國民所得統計上,實質GDP是一項「拉氏數量指數」。例如,在其他情況不變下,當進口價格上漲導致進口國貿易條件惡化時,該國GDP平減指數一定不生反降,進而推高實質GDP,產生統計上的虛幻所得。故必須經由估算該貿易條件惡化產生的貿易損失,以抵掉實質GDP內含的虛幻所得,剩下來的真正所得,是所謂「實質國內所得﹝GDI﹞:亦即GDI=GDP +(-) 貿易損益。(註一)

按聯合國SNA93計算公式,「貿易損益」= [(名目出口 - 名目進口)/P]-[ (名目出口/出口價指數) – (名目進口/進口價指數)],其中P代表可供選擇的三種價格指數之一。台灣政府選用「進口價指數」,而南韓政府則選用「進口價指數」與「出口價指數」的算術平均值;台、韓雙方估算貿易損益的統計基礎是不盡相同。為便於台、韓雙方比較,筆者選用更攸關全民經濟福利的「國內支出價格指數」(註二),以計算各方的貿易損益及GDI(表一):

000至二000六,台灣各年實質貿易損﹝-﹞或益﹝+﹞佔實質GDP比率分別為:

-0.49%, 0%, 0.03%, -1.31%, -3.93%, -5.67%, -7.38%

同期間,南韓的損益比率分別為:

0%, -1.21%, 1.69%, -3.11%, -4.28%, -7.05%, -9.34%

台、韓最近幾年損失比率令人耽憂。這七年內累計損益佔累計GDP的比率,台灣為 -2.89%,而南韓更高達 -4.08%。台、韓研發支出佔GDP比率也不過2.5%左右,可見貿易條件惡化嚴重,而南韓尤慘。

很明顯,台、韓實質GDP內含大量的虛幻所得,因此兩者實質GDI成長率一定會低於經濟成長率()。按筆者計算(表三),000至二000六,台灣平均每年實質GDI成長率為2.41%,較3.8%的經濟成長率低落1.39個百分點,而南韓平均每年實質GDI成長率為3.17%,較5.2%的經濟成長率更低落達2.03個百分點。結果:台灣經濟成長率原本落後南韓1.4個百分點,按實質GDI成長率,台灣變成僅落後0.76個百分點。但不要忘了,上一篇筆者曾提醒讀者,南韓提供用以計算貿易損益的出、進口價指數,低估了該國貿易條件惡化程度竟達1/3台、韓應相當接近,甚至台灣超前。

但台灣經濟仍面臨一個險峻的局面,只是馬蕭「雙中心/兩岸共同市場」或長昌「幸福經濟」,都沒切入真正策略核心。

________________

註一: 若把海外淨要素所得加入GDI,我們就會得到GNI(國民所得毛額),即GNI = GDI + 海外淨要素所得。實質GDI衡量台灣境內創造的購買力,而實質 GNI則衡量台灣人民在台灣境內、境外創造的購買力。若改用GNI做比較,本文論點一樣適用。

註二:國內支出,英文稱Domestic Absorption,等於C + I + G = GDP - (X - M)。熟悉總體經濟者應很容易導出「國內支出價格指數」或稱「國內支出平減指數」。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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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5, 2007

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

就所得效果言,貿易條件改善一如技術進步,但實質GDP卻忽略了前者。「實質GNI」能糾正實質GDP的缺失。若依實質GNI計算,2000-06年七年平均,南韓每年經濟成長率由上述5.2%大幅調低為3.4%,而台灣則由上述3.8%略調升為4.0%妄言「最近七年來經濟表現停滯不前」,馬先生的經濟學要死當!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9-25-2007; 自由時報, 09-26-2007

馬英九先生曾說:「台灣經濟發展,在2000年前一直是亞洲四小龍的第一名。最近七年來經濟條件快速惡化,經濟表現停滯不前」。在一些特定媒體筆下,台灣經濟似已頹敗了,並被南韓超越。有趣的是,陳水扁總統九月十一日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發表「台灣經濟比韓國好」的相反看法。

果然,聯合報系經濟日報於九月二十日發表的 「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否定陳總統的看法,謂:「將時間擴及陳總統執政的整個七年比較後,還有人相信陳總統所斷言,台灣經濟一定比韓國好?

筆者在此特為經濟日報社論上一堂經濟學,當然也希望民進黨上下仔細旁聽,不要因媒體唱衰,迷失於經濟數據,而不知如何擘化台灣經濟的戰略。

經濟成長率代表一國「總合產出」或「總合所得」在一定期間內的增長速度,的確是一般衡量一國經濟表現的關鍵指標。誠如該篇社論提及,民進黨「執政的2000-06年七年平均,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8%,較韓國的5.2%,落後四分之一以上。」照理說,台灣經濟表現應該是遠不如南韓。事實不然!

沒錯,一般各國都用實質GDP計算經濟成長率,台灣亦然。惟假使一國對外貿易條件(即「出口單價/進口單價」比率),出現持續單向惡化變動,實質GDP就會顯著高估這個國家的「總合所得」,因現行GDP統計並沒有考量貿易條件變動的損益。台灣如此,他國亦然。

就所得效果言,貿易條件改善一如技術進步,但實質GDP卻忽略了前者。

按亞銀資料,在民進黨執政之前的一九九九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114.1,一路下滑至二OO六年的73.2,跌幅累計高達36%,即實質GDP,已顯著高估南韓「總合所得」。反觀台灣貿易條件指數則變動不大:一九九九年為91.9,二OO六年為92.6,仍微增0.8%,即實質GDP略為低估台灣「總合所得」。是以,在比較台、韓最近七年經濟表現時,根據實質GDP變動的經濟成長率,一定會錯得離譜!

所幸,「實質GNI」這項所得指標能反映貿易條件變動產生的損益,從而糾正實質GDP的缺失。按亞銀資料,若依實質GNI計算,2000-06年七年平均,南韓每年經濟成長率由上述5.2%大幅調低為3.4%,而台灣則由上述3.8%略調升為4.0%,結果,台灣贏了,符合筆者之前的邏輯推論。

實質GDP會因貿易條件變動,導致所得及經濟成長率失真,一直是經濟學界活躍的研究課題。針對此,聯合國簡稱93SNA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也首度提出統計方法。台灣當然有經濟問題的一面,但妄言「最近七年來經濟條件快速惡化,經濟表現停滯不前」,馬先生的經濟學要死當!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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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16, 2007

自由是不可轉讓的人道要求

美國政府動輒反對台灣改變現狀,壓抑台灣人民「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足見布希政府的國際主義,只剩「國家利益」,而看不到其過去標榜人道尊嚴的價值理念。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9-16-2007;

美國政府在二OO二年九月發表長達三十一頁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布希總統在序文中說:「自由是人道尊嚴不可轉讓(Nonnegotiable)的要求,是每一個文明裡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該報告內文進一步闡釋:「美國必須堅毅地聳立守護這些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法治、節制國家絕對權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平等公義 、尊重女性。」

然而,對照最近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發表的對台政策演說 (英文演說全文附在文末),布希政府外交政策出現嚴重的雙重標準,傷害了台灣人民的感情,以及台灣人民長期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同時再次凸顯布希政府推行的「國際主義」,也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已經出現缺口,因為人道價值與國家利益融合的戰略觀,已不再雙軌並行,而是分離和虛偽。

柯慶生的演說,除了重申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國家身份的國際組織的老調外,終於也較不戰略模糊地代表美國政府提出對台政策的框架與底線:

一、美國所以持續關切台灣及台灣的安全,是基於戰略、道德、及法律三項要求。

二、一個強大而走溫和路線的台灣,攸關台灣人民立即與長期安全的需要;否則,會傷害到台灣本身,危及區域和平,以及威脅美國利益。

三、美國必須強烈反對台灣之名入聯公投,因為它旨在改變現狀,純屬法律範疇,會傷害到台、美雙方利益。

四、美國定義自己的利益,也據此定義,詮釋東亞的區域發展,因此聲稱美國和北京協調其對台政策,是無的放矢。

柯慶生強調,演說的每一件事,都是基於一個認知:即中國對台灣日增的軍事威脅,以及中國拒決排除對台動武。美國是台灣的朋友,也是在太平洋制衡中國崛起的關鍵力量。台灣政府自然必須審慎研究與因應美國政府傳達的訊息。筆者建議,台灣政府也應同樣循此「戰略」、「道德」、及「法律」三項要求,為台灣及其人民辯護。

在戰略面,建構一個強大的民主台灣,不是只有軍事,也絕對需要一個多邊開放的經貿平台,但是美國政府向北京叩頭,始終推辭不願與台灣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而東協+中國的區域整合,台灣又遭北京排擠。在美、中如此聯手設置的框袈下,奢言「強大而溫和」的台灣,足見強權的虛偽。

在道德面,美國政府私自劃下紅線,反對台灣之名入聯公投,等於在逼迫台灣人民放棄「自由」,或即布希總統所謂「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這不是雙重標準,是什麼?

法律面,自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合約生效後,台灣及澎湖諸島即不再是任何國家的領土,而是屬於台灣人民集體擁有。是以,台灣人民在台灣島上行使民主與自由抉擇,如何會威脅區域和平?如果會,那也是因為中國政府毫無節制地在台灣海峽濫用絕對的國家權力所致。

美國政府動輒反對台灣改變現狀,壓抑台灣人民「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足見布希政府的國際主義,只剩「國家利益」,而看不到其過去標榜人道尊嚴的價值理念。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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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對台政策演說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Thomas J. Christens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peech to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Annapolis, Maryland
September 11, 2007

Vice Minister Ko Cheng-heng, Dr. Su Chi, Rupert,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I am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speak today at this important event. Many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being here – especially our friends from Taiwan, who have taken time from busy schedules and traveled so far.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which has established this conference as the premier annual venue for discussing Taiwan’s security. As the State Department’s representative, I will touch on broad issues in Taiwan security in my remarks this morning, leaving detailed questions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arms procurement to the military experts. My remarks represent the agreed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 invite you to consider my comments in that light.

This conference is timely. In the year ahead, we will again celebr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we will also closely follow how Taiwan’s leaders navigate the ofte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ir actions will be a major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terests of their people are protected; whethe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in an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security; or whether all that Taiwan has achieved might be put at risk by cross-Strait tensions or, worse still, conflict.

For reasons that I will elaborate in a mo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abiding interest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which Taiwan thrives. Anything that makes Taiwan stronger and safer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bvious reasons, is also good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Anything that places such peace and stability at risk runs directly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se reasons, we look to Taiwan to adopt strategies towar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at combine strength – both military and economic – with moderation. When we see policies that diverge from these goals, we owe it to ourselves and to the Taiwan people to speak out.

Origins of U.S. Interest

I would first like to address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care about Taiwan’s security, and what is the basis for our expression of views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The answers to the first are straight-forward. As a Pacific power with global interests and oblig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atural interest in peace throughout Asia. Because the Taiwan Strait is a potential flashpoint for conflict, the area demands our constant attention. Meanwhile, through our decades of close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have acquired deep admiration for their achievements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nd a special concern for their democracy, freedom from coercion, and prosperity. A successful Taiwan is a beacon for East Asia and beyond. Finally, U.S. support for Taiwan is enshrined in U.S. domestic law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short, strategic, moral, and legal requirements compel a continuous U.S. interest in Taiwan and its security.

The same arguments, in turn, give us a legitimate voice on issues touching on Taiwan security. Naturally, judgments about how to defend Taiwan rest ultimately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s articulated through thei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 respect that prerogative. At the same time, to defend our own interests, satisfy our legal obligations, and, indeed, support people whom we regard as old friends, we believe we are right to express our views, including our real concerns, regarding Taiwan’s security policies. Because Taiwan is a democracy, the Taiwan people will decide for themselves how to respond to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ir fri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day about Taiwan’s security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about the factors that are critical to sustaining it. Everything I say here is based on a recognition of the growing PRC military threat to Taiwan posed by the fast-paced military build-up opposite Taiwan and by Beijing’s refusal to rule out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onstrated its rejection of any coercion of Taiwan through both its defensive arms sales to Taipei and maintenance of our unilateral capability to respond to such coercion, if our President were so to choose.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d no one on either side of the Strait has an excuse for being ignorant of U.S. expectations and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our own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our resolute defense of these interests has benefited the region for decades, providing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he Strait, a dramatic increase in prosperity on both sides, rich and growing cross-Strait connections, and a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n Taiwan that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world.

The Need for Taiwan’s Strength and Moderation

As I stated at the outset,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is essential to the immediate and long-term security need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ything less than strength and moderation leaves Taiwan vulnerable, endangers regional peace, and potentially threatens U.S. interests. Let me address these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in turn.

A Strong Taiwan

A strong Taiwan is, very simply, one that maintains the military capacity to withstand coercio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o the extent Beijing knows it cannot subdue Taiwan swiftly --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be able to react -- deterrence is reinforced. Taiwan’s prospe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re, of course, additional sources of strength, but the military dimension is indispensable. A Taiwan that can defend itself is a major factor for peace. A strong Taiwan can also negotiate with Beijing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and thereby pursue more effectively durable, equitable arrangements for cross-Strait peace.

After a frankly disappointing performance for several years, there recently has been good news in this area. In budgetary terms alone, Taipei has done much to provide for its defense. For some time the Taiwan defense budget decline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Even during that period, however, it remained substantial – higher than in all but a few other Asian peers. As a portion of a large economy, those budgets provided a basis for some progress. This year, the defense budget has at last begun to increase as a portion of GDP. We congratulate Taiwan’s leaders from all major parties for finding a way to break this logjam.

Funding is only part of the defense equation, of course. Taiwan also is pursuing smarter priorities and defensive strategies. It is allocating more money to hardening and sustainment, and it is embracing modern warfighting doctrine, taking advantage of Taiwan’s greatest practical asset, its geography. Taiwan and its surroundings constitute an intrinsically challenging military environment, and wise defense expenditures and planning can keep it that way.

U.S. arms sal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ing Taiwan strong, and, of course, today’s audience has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demonstrated its recognition of the U.S. role when it approved its 2001 arms package. The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fulfillment of TRA requirements remains beyond question. The principal issue in Taiwan’s defense, however, is not whether Taipei buys a particular weapon system or whether that system comes from domestic factories or from abroad. The principal issue is the substance of Taiwan’s overall defensive strateg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core capacities to sustain it. And the decision on that strategy, once again, rests with the Taiwan people themselves. Frankly, an abiding U.S. concern is that Taiwan as yet has still not had the sort of sustained, general debate on security that we think it deserves. We hope that, in the coming election seas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demand of their political candidates an intelligent and productive discussion of this profoundly important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 want to give credit to both Taiwan’s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for the very real progress that they have made in recent years. Under President Chen’s leadership, the MND has begun compiling more sophisticated budgets and sought increases in overall funding. For its part, the opposition-controlled legislature has performed its role by vetting and passing these budgets, giv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most of what it requested.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these developments as hopeful signs that we are witnessing a maturation of the public debate on Taiwan, one in which political leaders lay aside damaging accusations against one another’s basic patriotism and agree to place defense above partisan politics. Whether or not these recent events become a long-term trend will depend on leaders from all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many in the audience today.

A Moderate Taiwan

I would now like to turn to the other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of Taiwan’s security, a moderate, sophisticated, effective political approach towar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thout moderation, Taiwan’s security will be compromised, no matter how much money Taipei spends on defense and no matter how wisely those defense dollars have been allocated. On the other hand, all things being equal, a moderate approach by Taipei to rel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will reduc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aiwan’s armed forces.

Taiwan occupies a delicate and, indeed, unique political position. The absence of a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sputes causes understandable frustration among many people, but it’s a fact of life that the majority of Taiwan citizens understand. That recognition is reflected in opinion polling that shows powerful, consistent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In terms of security, the proposition is reasonably simple: as long as Taiwan maintains a credible defensive capability, the chief threats to its welfare are political actions by Taipei itself that could trigger Beijing’s use of for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peatedly made clear that the use of force would be unacceptable, and we have repeatedly called on Beijing to demonstrate more military transparency, to cease its arms buildup opposite Taiwan, and to reduce its armed threat to Taiwan. But as much as we oppose Beijing’s threat to use force, we also take it seriously, and Taipei cannot afford to do otherwise.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aiwan’s security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avoidance of needlessly provocative behavio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aipei should or can be passive in the face of PRC pressure. But it means that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Taipei has to anticipate potential Chinese red lines and reactions and avoid unnecessary and unproductive provocations.

The USG’s recent expression of concern about certain policies advocated by the Chen Administration has flowed directl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overall U.S.-Taiwan relationship is as clos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s ever.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has deep roots and continues to flourish. The disagreements that have arisen occur in a comparatively narrow part of the U.S.-Taiwan agenda. Since it is the part that directly relate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however, the disagreement is very important.

In particular, we have expressed special concern about Chen Administration support for a proposed referendum on UN membership in the name of Taiwan. Much has been said on Taiwan about U.S. positions, a lot of it wrong. Let me try to provide some clarit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pposed to referenda; Taiwan is as entitled to hold referenda as is any other democracy. But the topic and content of any particular referendum must be considered. A referendum on applying to the UN without the suggestion of name change as part of that referendum – while striking us as odd and unproductive - would not elicit a very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iven that everyone knows the bulk of Taiwan’s citizens would like to see Taipei apply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iven that such a referendum would have no prospect of improving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such an application, everybody would know that support for such a referendum would only be useful in domestic political posturing in Taiw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art, the matter of how to respond would be straightforward: we would reiterate that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s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require statehood and therefore would not support such a referendum.

The particular referendum supported by President Chen concerns us considerably more than would a generic referendum on applying to the UN. What worries us, very specifically, is the issue of name change. This draft referendum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Taiwan should be call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over, it does so in w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by many to be a legally-binding popular vote. In an ideal world, we would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In the vernacular, we all speak of “Taiwan.”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people in Taiwan do, even Beijing does. So why worry about using the same word in this more formal political and legal context? The simple reality is that, in the world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political symbolism matters, and disagreements over it could be the source of major tensions or even conflict. President Chen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such “symbolic” issues in 2000 and 2004 when he promised our Presid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to pursue a change in Taiwan’s official name, and he has reaffirmed that promise repeatedly.

It is the apparent pursuit of name change in the referendum,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 initiative appear to us to be a step intended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rguments that the referendum, even if passed, would not amount to a pursuit of name change, frankly, strike us as purely legalistic. After all, if the specific nomenclature does not matter, why include it in the referendum in the first place? At a fundamental level, such legalistic arguments from supporters of the referendum make it seem that they do not take seriously Taiwan’s commitm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willing to ignore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Taiwan’s most steadfast friend, and are ready to put at some risk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Taiwan people for short-term political gain. Our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downsides of such an initiative for Taiwan and U.S. interests are potentially large, and, as with any UN referendum, the benefits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re non-existent, so we must oppose such an initiative strongly.

I would like to face head-on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U.S. position on the referendum constitutes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democracy.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I reject this accusation categorically. Given the decades of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aiwan’s 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its democratization, the idea just does not stand up to scrutiny. The reality is that democracies can and do disagree over policies.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around the world. Moreover, friends have an obligation to warn friends who are moving in an unwise direction. The U.S. obligation is even stronger, given our interest in Taiwan’s security. After all, it is not just Taiwan’s peace and stability that Taipei’s actions may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ither the power nor the right to tell the Taiwan people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As friends, however, we feel it is our obligation to warn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particular referendum is ill-conceived and potentially quite harmful. Bad public policy initiatives are made no better for being wrapped in the flag of “democracy.” Fortunately, if the referendum goes forward unchanged, we anticipate that Taiwan’s perceptive, intelligent citizens will see through the rhetoric and make a sound judgment that the referendum does not serve their interests because it will be fundamentally harmful to Taiwan’s exter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obvious threat to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opposes the proposed referendum because it will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t promises: it will limit, not exp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Arguments to the contrary sound heroic, but they st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evidence all around us. I can say this to you with real experience, because it is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takes the lead in the U.S. Government in trying to help preserve and expand the Taiwan people’s international space. The frustrating truth is that needlessly provocative actions by Taipei strengthen Beijing’s hand in limiting Taiwan’s space and scare away potential friends who might help Taiwan.

This is again an area where we have to acknowledge a tough truth.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ccept Beijing’s characterization of Taiwan, and, when energized, the PRC can call in overwhelming support to marginalize Taipei. The Taiwan people are, of course, long accustomed to PRC pressure, and we are certainly not telling them not to resist these efforts; our own position is far from passive. That said, Taipei needs to push back intelligently and in a sophisticated manner that plays to its strengths. Frontal assaults on Beijing’s sensitivities are bound to fail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leave Taipei further behind. The referendum on applying to the UN under the name Taiwan is just such a frontal assault with no hope of changing Taiwan’s actual statu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hile increasing cross-Strait tensions and alienating potenti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space.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like having to express publicly our disagreement with the Chen Administration on this or any other policy. Taiwan is a longstanding U.S. friend, and we do not like there to be gaps between us on important issues.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ould not have done so had we not exhausted every private opportunity through consistent, unmistakable, and authoritative messag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misunderstanding or lack of communications: it is that we believe this initiative is not good for Taiwan or us and that we have found ourselves with no alternative but to express our views directly to the Taiwan people.

A Confident Taiwan

While I am using this podium to convey tough truths, let me raise a more positive point that is not often mentioned but deserves to be: let me debunk the myth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isolated or that Taiwan is an international orphan. Yes, Taipei has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with only a small number of states, and it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reality, however, is that Taiwan could not be the first world, democratic, commercial powerhouse it is if it were not extensively integrated into global society. Its citizens could not travel the world on business and pleasure, its airliners and freighters could not span the globe, and it could not be one of the world’s premi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aipei may not have many embassies, but it has dozens of unofficial offices around the planet staffed with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wh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e trade arena alone, Taipei would be an economic backwater if it were not thoroughly linked into the dense web of global institutions that support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any of Taipei’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re unofficial, and yet genuin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goes on every day of the year.

To confirm this, just follow the news to see the steady stream of senior Taiwan officials who visit Washingto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often focus on the absence of visits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those are infrequent in any relationship. For anybody who bothers to pay attention, it quickly becomes clear that the U.S.-Taiwan dialogue is comparable in substance and scope to that with any other medium-size partner.

I am not trying to downplay the genuine limit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of the Taiwan people, and I appreciate the frustrations that these must generat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aiwan occupies an unusual plac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For Taiwan’s elected leadership, the challenge ahead is how to maximize the people’s interest within this context. Fortunately, Taiwan has done remarkably well, and, when Taipei plays its hand well, it has a range of positive opportun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Strategic U.S.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onsistent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Year in and year out, and over administrations from both major parties, that policy has provided great benefits not onl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also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f there is any doubt about this, just consider Taiwan’s circumstances at the time of de-recognition nearly 30 years ago now. Its vibrant democracy and prosperous, first world society today offer a vastly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s a friend of Taiwan, as an indispensable supporter of its democracy and freedoms, the United States ranks second to none. Americans can feel justifiably proud for having done the right thing, again and again.

While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beyond question, nobody here will be surprised if I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fines its own interests and interprets East Asian regional developments for itself. There is, therefore, absolutely no foundation to the asser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ordinates its Taiwan policy with Beijing. It just does not happen. Words lik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simply do not appl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Taiwan policy. Do Chinese views influence U.S. thinking? Of course: we would be reckless, as would Taipei, if we did not take them into consideration.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USG official at any level spends any amount of time coordinating our policies toward Taiwan with Beijing. Rumors of such coordination abound, but as with many rumors, they have no basis in fact.

By the same token, while we have a close,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Taipei, we also do not let Taipei define our positions. For well-established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clared its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Some Taiwan leaders in recent years have asserted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is the status quo that should be defended. On that point, let me be perfectly clear: while U.S. opposition to Chinese coercion of Taiwan is beyond question, we do not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we do not accept the argument that provocative assertions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re in any way conducive to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 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r the reasons I have given above, in fact, we rank such assertions along with the referendum on joining the UN under the name Taiwan as needless provocations that are patently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Taiwan people or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clusion

Let me bring this presentation to a close by returning to the fundamental issue that has brought all of us together here. Regardless of whether members of this audience are officials in President Chen’s Administration, opposition party leaders, U.S. corporate executives, journalists, scholars, o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all share an abiding interest in the security of Taiwan, an important fri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occupying a delicate position in a sensitive neighborhoo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is essential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we will remain the steadfast partner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s they seek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in the years ahead.



Released on September 1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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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27, 2007

邁向美麗國家 ─ 從安倍的策略談起 / 國家元首 要有進取心

如選擇堅守民主自由等價值,也如同意創新是經濟成長原動力,則安倍的自由繁榮之弧,不是更有助於台灣邁向一個新而獨立的美麗國家?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8-27-2007; 自由時報, 08-28-2007


日本和台灣有點相似,同樣有外來勢力帶來的不合時宜憲法,也同樣面臨拉拔經濟成長力的嚴厲挑戰。台灣則更不幸,一直遭受中國政府無盡地壓縮生存空間。不過,台、日政治領袖的視野高度卻是大大不同。

安倍首相今年一月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政策演說,即高舉以不動搖的決心領導日本邁向充滿活力、機會、及疼愛的美麗國家。安倍説:「為了實現一個美麗的日本國,我獨一無二的使命,就是要擘劃一個國家的新願景,以便能應付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洶湧的浪濤。」這樣的領袖視野,令人欽佩!

在演說中,安倍把強化「經濟成長潛力」列為首要政策。他認為,經濟活力是形塑一個美麗國家不可或缺的基石,而日本經濟嶄新的成長策略,一定須經由創新帶來尖端科技、產品、服務,以及透過開放把亞洲與世界的活力帶進日本。安倍強調,「不斷創新為人類打開通向無限機會的未來,以及提供巨大的成長動能。」

邁向美麗國家,當然不能只有經濟。是以,例如在國際關係與安全方面,安倍的政策演說提出有三個主軸的「進取式外交」(Proactive Diplomacy): 一、日本與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夥伴關係。二、建立一個開放與富於創新的亞洲。三、促進全球和平與穏定。又,鑒於憲法的不合時宜,安倍並表示,日本「必須重新建構適合時代的國家安全的法律基礎。」

安倍的政策理念延伸至印度洋。上週三他在印度國會演說,提出「大亞洲」的概念,計劃串聯歐亞大陸外緣的四個民主國家(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印度),以打造一條「自由繁榮之弧」。這個概念是安倍價值導向「進取式外交」的浮現,而這條浮出兩大洋的弧帶,無疑已具備亞洲「北約」的雛形,目的自然是圍堵中國。

安倍展現建立美麗國家的戰略和決心,但台灣呢?衡諸馬英九「雙航圈、雙中心」的跳板論,「兩岸共同市場」的一中市場論,以及終極統一論,實在令人不安,因為台灣邁向美麗國家的願景,連影也無。至於另一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雖然高舉「台灣維新」,但是「和解共生」、「憲法一中是對台海現狀最好描述」,以及「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率的唯經濟成長論是舊思維」等論述,則保守有餘,如何能展現開創新局的氣勢?強化經濟成長潛力的策略,不可輕忽,謝陣營應謹慎構思,不要再迷失於「台灣新絲路」!

如選擇堅守民主自由等價值,也如同意創新是經濟成長原動力,則安倍的自由繁榮之弧,不是更有助於台灣邁向一個新而獨立的美麗國家?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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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06, 2007

「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

論上,並不是任何經濟體整合一起必然都是好的,其實也可能適得其反。蕭先生如何能篤定,台灣和中國合在一起,會形成一個「最適關稅同盟」或是「最適貨幣同盟」?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 08-06-2007; 自由時報, 08-08-2007

一向主張鬆綁西進中國的聯合報系經濟日報,曾在七月一日社論<「馬蕭」團隊欠一個說明>中,直指蕭萬長先生對共同市場的了解不正確,並出人意表地建議「最好宣布放棄兩岸共同市場這項政見」。七年多來,蕭先生汲汲營營於推動台海「兩岸共同市場」,的確難堪。

有趣的是,中國時報系
工商時報最近蕭先生緩頰,於七月二十九日發表<「兩岸共同市場」當然不是「一中市場」>的社論,辯稱:「陳總統一再強調的『一中市場』,指的應該是『一個中國』下的市場,這是一個充滿政治味道的說法,我們相信長久以來一直為台灣經濟打拚的蕭萬長應該不是 如此主張,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實則,蕭先生前
(2005)十二月一日淡江大學名人講座曾發表<兩岸共同市場的理念與實踐>,即明白指出:「兩岸共同市場」 就是「一中市場」;它的一個前提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而它的「三步到位」包括:一、三通直航,兩岸經貿正常化;二、簽訂經貿互惠協定;三、關稅同盟與貨幣同盟。

蕭先生這樣的論述,治意味不濃嗎?在所謂「一中各表」下,「兩岸共同市場」何異於「一個中國」下的市場!

熟稔經濟整合者都知道,一旦台、中雙邊關係昇高到共用單一貨幣的「貨幣同盟」後,即完成經濟整合的最後階段。緊接著,就會掀起台、中雙邊「政治統合」的序曲。這是一個企圖將台海現狀推向「經濟一中」再邁向「政治一中」的政經謀略。對此,黃天麟老前輩的<經濟一中進入第二階段>已有精闢分析

蕭先生曾是李登輝時代「戒急用忍」的執行者,中國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後,卻轉而主張推動「兩岸共同市場」,以加速台、中雙邊經濟整合,並且自始認為這是一個台海雙贏策略。但真是雙贏嗎?蕭先生恐怕過於天真!

理論上,並不是任何經濟體整合一起必然都是好的,其實也可能適得其反。蕭先生如何能篤定,台灣和中國合在一起,會形成一個「最適關稅同盟」或是「最適貨幣同盟」?所謂「那一隻看不見的手」是無法提供答案。筆者奉勸馬、蕭政策智庫好好深入研究這方面經濟理論,畢竟台灣人民的經濟福址是不可隨便拿來作實驗。

筆者曾提出警告:西進中國浪潮,已讓台灣經濟自陷於所謂「荷蘭菌」的風險中;而鎖進中國挫弱台灣經濟,卻又讓西進論者不自覺地顯露「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反而錯誤認定台灣經濟的泉源必須依賴中國。「兩岸共同市場」究竟是讓台灣邁向自由繁榮之路,抑或奴役之路,宜三思。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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