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24, 2007

檢視馬蕭經濟政策

顯然,馬蕭經濟政策並未對症下藥。台灣需要的是突破供給面瓶頸的創新導向結構調整政策,而不是單純的內需導向財政政策。前者多屬微觀經濟範疇,遠為複雜。馬蕭政策路線存在: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及經濟結構香港化的嚴重隱憂!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2-24-2007; 自由時報, 12-25-2007

中國國民黨馬英九、蕭萬長今年以來已推出一系列經濟政策藍圖,內容龐雜,筆者將其歸納為六大策略主軸如下:

一、以雙航圈、雙中心﹝外商亞太營運及台商全球運籌雙中心﹞,重建經濟活力;

二、推動「兩岸共同市場」,以「兩岸」連結突破參與區域合作瓶頸;

三、推動「愛台十 二建設」擴大公共投資,以促進民間投資,進而擴大內需;

四、打造台灣為「亞太資產管理與籌資中 心」,吸引財富回流;

五、以金融、觀光、醫療照護等服務業,作為帶動就業的引擎

六、建構台灣為「全球創新中 心」,產業應走向高值化及 低碳化

馬蕭陣營提出「三三六主張」,希望執政後台灣經濟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六,失業率降到百分之三以下,同時讓平均每人國民所得達到三萬美元。

這樣的政策藍圖凸顯了馬蕭陣營其實沒有真正透視台灣經濟問題的根源。

台灣經濟問題主要反映於長期可支撐的經濟潛在成長率呈現下滑,對外貿易條件惡化,以及社會所得分配也呈惡化三方面。這些問題主要根源於台灣總體經濟供給面,不是需要面。台灣內需不振是供給面受到抑制所致,它本身不是問題的根源。

只要供給面瓶頸無法突破,馬蕭陣營藉擴大公共投資或中國觀光客等手段,以擴張內需的凱因斯策略,要讓經濟成長率突破當前百分之五潛在水準,而提昇達每年百分之六,其實無濟於事,反會惡化赤字財政,威脅總體經濟的穩定。

台灣經濟出現供給面瓶頸,是因過度投資中國,導致舊產業快速流出西進中國﹝或被中國模仿取代﹞,而新產業興起較緩,使熊彼得式「創新毀滅」的良性循環失去動態平衡。台灣雖在全球技術專利的表現奪目傲人,但技術創新要進一步轉化為商機或孕育新產業,則顯有一道不易跨越的鴻溝。

當「創新毀滅」失衡時,經濟潛在成長動能一定會弱化,且貿易條件會隨之惡化。再者,當外移﹝或毀滅﹞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無法轉業時,將進一步加深全球化下「要素價格均等化」拉低台灣薪資與惡化所得分配的市場機制壓力。這就是全球化西進中國下的台灣經濟困局。

顯然,馬蕭經濟政策並未對症下藥。台灣需要的是突破供給面瓶頸的創新導向結構調整政策,而不是單純的內需導向財政政策。前者多屬微觀經濟範疇,遠為複雜,希望馬蕭及長昌陣營多下功夫,深入研究。馬先生雖提「全球創新中 心」的鴻圖,但這只是打高空虛晃一下。兩岸」連結,根本不是策略要徑,馬蕭政策路線存在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及經濟結構香港化的嚴重隱憂!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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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December 12, 2007

誰在製造選舉數字?

真 正在操控曲解經濟數據者,是一些政治人物。經濟成長是不是嘉惠到社會各階層,是屬於所得分配的問題,以及產出面的經濟成長會不會因貿易條件惡化,而無法同 比例帶動各階層所得成長。若因社會存在得分配問題,而反過來質疑經濟成長數據,不是專業不足,就是迷失於試圖操控政黨政治利益。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2-12-2007; 自由時報, 12-19-2007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第三季初步統計的台灣經濟成長率由第二季的5.24%,強勁提昇達6.92%,較8月政府預測4.47%增加2.45個百分點,也較道瓊新聞網十二位經濟學家的平均預測5.16%,高出1.76個百分點。主計處也因而修正預測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為5.46%,較原估4.58%向上修正0.88個百分點。

台灣經濟景氣轉趨活絡,出乎許多民間智庫或學者原先的保守預期,更讓一些政治人物方寸大亂。當第三季6.92%的強勁成長公布時,中國國民黨副總統參選人蕭萬長及前主計長韋伯韜說,這是選舉數字,甚至質疑政府做假。為了拼選舉,竟能如此率爾發言,可悲可嘆。上週,也是前朝政務官葉萬安仍繼續質疑,批第三季經濟成長數據至少高估一個百分點,不過,質疑的基礎只是猜疑本身,看不到專業。

國民經濟統計有一套國際共同遵守的嚴謹過程,但韋、葉兩位理應明白,經濟預測和實際兌現的數據往往有出入,也往往出入甚大。不是統計方法不對,而是經濟環境的不可預控使然。

以新加坡來説,該國政府原先預測今年第三季經濟成長折合年率為6.4%,結果實際公布數據僅及4.3%,足足出入2.1個百分點。鑒於全球景氣的不確定,該國政府又預測2008年成長率將介在4.5%6.5%的區間內。這個區間有2個百分點,就是預留實際和預測會有不小的出入。

以美國來説,第三季經濟成長折合年率為4.9%,較月前粗估3.9%高出一個百分點,這是美國四年來最強勁的第三季經濟成長率。原先一般擔心次級房貸的衝擊,實際上在第三季並沒有顯現。

在筆者看來,真正在操控曲解經濟數據者,是一些政治人物。經濟成長是不是嘉惠到社會各階層,是屬於所得分配的問題,以及產出面的經濟成長會不會因貿易條件惡化,而無法同比例帶動各階層所得成長。若因社會存在得分配問題,而反過來質疑經濟成長數據,不是專業不足,就是迷失於試圖操控政黨政治利益。

陳水扁總統第一個四年任期(2000-2003)台灣經濟平均每年成長率為2.8%, 第二個四年任期(2004-2007) 平均每年成長率則回升達5.2%。因此,就總合產出面言,台灣經濟在歷經2001年全球高科技泡沫化帶來的景氣衰退後,近幾年已又回復到5%左右的潛在成長率水準。在政治連年惡鬥下,台灣經濟仍保有如此軔性與彈性,是不簡單。

但是台灣貿易條件惡化,確使計算經濟成長率的實質GDP內含高比例的虛幻所得(按筆者估算,2004年約佔4%2005年約佔6%2006年約佔7%),這其實部份反映產業界攀登技術階梯,開發高價產品的努力還不夠,政府應慎擬有效對策。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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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November 18, 2007

台灣贏的策略

謝長廷常以「主體vs開放」的思維,尋求架構更鬆綁的台、中經濟關係,是過度簡化了問題。台灣贏的策略在:積極創新,經略全球。民進黨內傾中路線,仍然深深盤據。這樣的現象,是理性辯論後的共識?是派系的傲慢?還是僅因執迷於絲路之旅的中國熱?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1-18-2007; 自由時報, 11-19-2007


謝長廷先生「幸福經濟」的具體路線,終於明朗化,雖提出「動態管理」概念,以處理對中國投資的上限管制,但主調仍是進一步開放西進中國。一點也不意外,這正是他曾提的「台灣新絲路」,且貼近馬蕭的經濟策略指向。

台灣贏的策略,當然存在理性辯論的空間。但如果沒有嚴謹認真地面對過去十七年來台灣與中國深渡經濟整合後產生的困局,而繼續吹奏西進進行曲,這樣的策略路線是冒進的。不但無助於開創新局,反而會置台灣於險境。

民進黨執政七年來,筆者不斷提出經濟論述,以期有助集思建構台灣再崛起的政策輪廓。不過,民進黨內所謂新潮流「自信開放」等傾中路線,仍然深深盤據。這樣的現象,是理性辯論後的共識?是派系的傲慢?還是僅因執迷於絲路之旅的中國熱?

00一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公共政策委員會成立經濟科技政策專案小組,筆者負責草擬政策建議,發表於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自由廣場,提出「三點策略考量,四個主要障礙,十項政策主張」,略謂:

「台灣全球化對外經濟統合應朝向北美、歐盟、日本等全球技術『創新中心』邁進,才有助於技術引進或擴散,以提升台灣整體經濟體系的創新能力。反之,若朝 向創新能力薄弱的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過度深化統合,台灣有限資源的運用將遠離全球創新中心與世界最大高科技貿易市場的已開發國家群,這並不符合國家長期利益。」

這樣的策略論述,迥異於當年召開經發會決定「積極 開放,有效管理」的主張。七年後的今天回顧,我們當時的憂慮,已具體浮現。正如自由時報日前社論「我國經貿日漸遠離美日友邦之警訊」所分析:「從表面看來,我國對外貿易好似一片榮景,然若深入分析其內涵,不難發現亮麗成績的另一面,卻呈現出疏遠盟國、加速向敵國傾斜的「自滅性」的一中結構,與民進黨政府尋求主權獨立的立場完全背道而馳。」

有人說,台灣應進一步對中國開放,以擴大贏者圈,如此才能提升台灣整體利益。這種主張源自於新古典貿易理論架構,有其論據。但不要健忘,這個理論須假定生產要素不會跨國移動,以及技術不變等。一旦台灣的資本和技術大量外流至中國,以及台灣必須投資於自己,否則無法怕爬上全球技術階梯,以拉開台對中的技術領先差拒時,所謂「贏者圈」將主要在中國擴大,而非在台灣。

謝長廷常以「主體vs開放」的思維,尋求架構更鬆綁的台、中經濟關係,是過度簡化了問題。台灣贏的策略在:積極創新,經略全球。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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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灣策略精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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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27, 2007

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一﹞

經濟日報九月二十日發表「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筆者九月二十六在自由時 報發表「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特予回應,強調在比較台、韓經濟成長表現時,必須考量「貿易條件」變動衍生的損益,否則會錯得離譜,難獲真象。隨後,經 濟日報九月二十九日在該報二版不具名特刊「不知誰要為誰上課」一文回應,形容本人「過於狂妄」、「汗顏」,甚至要求「公開道歉」。經濟論戰至此,有失風 度。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27-2007;
自由時報, 11-04-2007

續篇 ~ 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二﹞

經濟日報九月二十日發表「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筆者九月二十六在自由時報發表「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特予回應,強調在比較台、韓經濟成長表現時,必須考量「貿易條件」變動衍生的損益,否則會錯得離譜,難獲真象。隨後,經濟日報九月二十九日在該報二版不具名特刊「不知誰要為誰上課」一文回應,形容本人「過於狂妄」、「汗顏」,甚至要求「公開道歉」。經濟論戰至此,有失風度。

論前,先談談所謂「瑞士成長矛盾」:自一九八0年迄網際網路剛興起不久的一九九六年,瑞士平均每年實質GDP成長率僅及1.3%,在經合組織(OECD)會員國中,幾乎墊底,但何以瑞士每人實質所得總是名列全球頂尖富國之列?原來在該十六年的同一期間內,瑞士「貿易條件」大幅改善34%,以致實質GDP成長雖緩,卻無礙實質所得不斷提昇。

國際上都利用「出口單價指數」除以「進口單價指數」來計算貿易條件指數,台、韓亦然。一九九五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升抵138.5高峰,惟從此滑落至二00六年的73.2,跌幅竟深達47%!但同一期間,台灣指數仍溫和成長7%。在民進黨執政僅僅七年期間內﹝二000~00六﹞,南韓貿易條件也仍大幅惡化36%,而台灣則略改善0.8%

貿易條件惡化會抵銷一國實質GDP成長帶來的所得成長;反之,改善則會助長所得。是以,南韓自一九九五年網際網路興起以來的成長經驗,恰巧顯現反面的「瑞士成長矛盾」:即南韓人民雖賣力生產,卻僅換來實質所得緩慢成長。筆者乃在前文論:台灣贏南韓。

上提「出、進口單價指數」都是取自各國海關通關貿易資料計算而得,涵蓋面廣是其優點,但無法反應品質變化,也會因貿易商品結構改變,而有所失真,這特別會發生在技術變化較快的半導體等電子業。因此,有些國家政府也蒐編抽樣商家提報的「出、進口價格」。按此也可計算另一組貿易條件指數:二000至二00六,南韓還是大幅惡化34%,而台灣則轉呈惡化15%,但仍遠不及南韓的一半。

在計算貿易損益與實質GDP時,台灣政府採用取樣商家的「出、進口價格」,而南韓則綜合海關與取樣商家兩者,結果筆者經由南韓國民所得帳,計算出來的出、進口價指數顯示,該國貿易條件惡化程度竟不合理地縮小為24%﹝較前述34%~36%約大幅縮小1/3﹞﹝註﹞。

因此,就貿易條件損失言,南韓部份被顯著低估了,而台灣部份或約略高估。這個情形,在比較貿易條件惡化衝擊台、韓經濟表現時,應牢記在心,否則難以解讀官方數字代表的真正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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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這個計算很簡單,即「名目出(進)口」/「實質出(進)口」=「出(進)口價指數」。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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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二﹞




台、韓最近幾年貿易損失比率令人耽憂。這七年內累計損益佔累計GDP的比率,台灣為 -2.89%,而南韓更高達 -4.08%。台、韓研發支出佔GDP比率也不過2.5%左右,可見貿易條件惡化嚴重,而南韓尤慘。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27-2007;
自由時報, 11-05-2007

上篇 ~ 從貿易條件談台韓經濟表現﹝一﹞

南韓自從遭亞洲貨幣危機重擊後,經濟成長看似不錯,民進黨執政二000年迄二00六年,實質GDP平均每年成長率達5.2%,超越台灣的3.8%。但要據此論斷台灣落後南韓,是有失莽撞,因為南韓同一期間發生貿易條件急劇的惡化,必然大幅度抵銷掉南韓實質GDP成長所產生的所得。這一南韓版反面向「瑞士成長矛盾」,在評論台韓經濟表現時,不可忽視。

實質GDP所以會因貿易條件變動而無法準確反映實質所得,是因在現行國民所得統計上,實質GDP是一項「拉氏數量指數」。例如,在其他情況不變下,當進口價格上漲導致進口國貿易條件惡化時,該國GDP平減指數一定不生反降,進而推高實質GDP,產生統計上的虛幻所得。故必須經由估算該貿易條件惡化產生的貿易損失,以抵掉實質GDP內含的虛幻所得,剩下來的真正所得,是所謂「實質國內所得﹝GDI﹞:亦即GDI=GDP +(-) 貿易損益。(註一)

按聯合國SNA93計算公式,「貿易損益」= [(名目出口 - 名目進口)/P]-[ (名目出口/出口價指數) – (名目進口/進口價指數)],其中P代表可供選擇的三種價格指數之一。台灣政府選用「進口價指數」,而南韓政府則選用「進口價指數」與「出口價指數」的算術平均值;台、韓雙方估算貿易損益的統計基礎是不盡相同。為便於台、韓雙方比較,筆者選用更攸關全民經濟福利的「國內支出價格指數」(註二),以計算各方的貿易損益及GDI(表一):

000至二000六,台灣各年實質貿易損﹝-﹞或益﹝+﹞佔實質GDP比率分別為:

-0.49%, 0%, 0.03%, -1.31%, -3.93%, -5.67%, -7.38%

同期間,南韓的損益比率分別為:

0%, -1.21%, 1.69%, -3.11%, -4.28%, -7.05%, -9.34%

台、韓最近幾年損失比率令人耽憂。這七年內累計損益佔累計GDP的比率,台灣為 -2.89%,而南韓更高達 -4.08%。台、韓研發支出佔GDP比率也不過2.5%左右,可見貿易條件惡化嚴重,而南韓尤慘。

很明顯,台、韓實質GDP內含大量的虛幻所得,因此兩者實質GDI成長率一定會低於經濟成長率()。按筆者計算(表三),000至二000六,台灣平均每年實質GDI成長率為2.41%,較3.8%的經濟成長率低落1.39個百分點,而南韓平均每年實質GDI成長率為3.17%,較5.2%的經濟成長率更低落達2.03個百分點。結果:台灣經濟成長率原本落後南韓1.4個百分點,按實質GDI成長率,台灣變成僅落後0.76個百分點。但不要忘了,上一篇筆者曾提醒讀者,南韓提供用以計算貿易損益的出、進口價指數,低估了該國貿易條件惡化程度竟達1/3台、韓應相當接近,甚至台灣超前。

但台灣經濟仍面臨一個險峻的局面,只是馬蕭「雙中心/兩岸共同市場」或長昌「幸福經濟」,都沒切入真正策略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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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若把海外淨要素所得加入GDI,我們就會得到GNI(國民所得毛額),即GNI = GDI + 海外淨要素所得。實質GDI衡量台灣境內創造的購買力,而實質 GNI則衡量台灣人民在台灣境內、境外創造的購買力。若改用GNI做比較,本文論點一樣適用。

註二:國內支出,英文稱Domestic Absorption,等於C + I + G = GDP - (X - M)。熟悉總體經濟者應很容易導出「國內支出價格指數」或稱「國內支出平減指數」。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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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5, 2007

為經濟日報上一堂經濟學

就所得效果言,貿易條件改善一如技術進步,但實質GDP卻忽略了前者。「實質GNI」能糾正實質GDP的缺失。若依實質GNI計算,2000-06年七年平均,南韓每年經濟成長率由上述5.2%大幅調低為3.4%,而台灣則由上述3.8%略調升為4.0%妄言「最近七年來經濟表現停滯不前」,馬先生的經濟學要死當!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9-25-2007; 自由時報, 09-26-2007

馬英九先生曾說:「台灣經濟發展,在2000年前一直是亞洲四小龍的第一名。最近七年來經濟條件快速惡化,經濟表現停滯不前」。在一些特定媒體筆下,台灣經濟似已頹敗了,並被南韓超越。有趣的是,陳水扁總統九月十一日出席世界台灣商會聯合會年會,發表「台灣經濟比韓國好」的相反看法。

果然,聯合報系經濟日報於九月二十日發表的 「台灣經濟真比韓國好?」社論,否定陳總統的看法,謂:「將時間擴及陳總統執政的整個七年比較後,還有人相信陳總統所斷言,台灣經濟一定比韓國好?

筆者在此特為經濟日報社論上一堂經濟學,當然也希望民進黨上下仔細旁聽,不要因媒體唱衰,迷失於經濟數據,而不知如何擘化台灣經濟的戰略。

經濟成長率代表一國「總合產出」或「總合所得」在一定期間內的增長速度,的確是一般衡量一國經濟表現的關鍵指標。誠如該篇社論提及,民進黨「執政的2000-06年七年平均,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只有3.8%,較韓國的5.2%,落後四分之一以上。」照理說,台灣經濟表現應該是遠不如南韓。事實不然!

沒錯,一般各國都用實質GDP計算經濟成長率,台灣亦然。惟假使一國對外貿易條件(即「出口單價/進口單價」比率),出現持續單向惡化變動,實質GDP就會顯著高估這個國家的「總合所得」,因現行GDP統計並沒有考量貿易條件變動的損益。台灣如此,他國亦然。

就所得效果言,貿易條件改善一如技術進步,但實質GDP卻忽略了前者。

按亞銀資料,在民進黨執政之前的一九九九年,南韓貿易條件指數114.1,一路下滑至二OO六年的73.2,跌幅累計高達36%,即實質GDP,已顯著高估南韓「總合所得」。反觀台灣貿易條件指數則變動不大:一九九九年為91.9,二OO六年為92.6,仍微增0.8%,即實質GDP略為低估台灣「總合所得」。是以,在比較台、韓最近七年經濟表現時,根據實質GDP變動的經濟成長率,一定會錯得離譜!

所幸,「實質GNI」這項所得指標能反映貿易條件變動產生的損益,從而糾正實質GDP的缺失。按亞銀資料,若依實質GNI計算,2000-06年七年平均,南韓每年經濟成長率由上述5.2%大幅調低為3.4%,而台灣則由上述3.8%略調升為4.0%,結果,台灣贏了,符合筆者之前的邏輯推論。

實質GDP會因貿易條件變動,導致所得及經濟成長率失真,一直是經濟學界活躍的研究課題。針對此,聯合國簡稱93SNA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也首度提出統計方法。台灣當然有經濟問題的一面,但妄言「最近七年來經濟條件快速惡化,經濟表現停滯不前」,馬先生的經濟學要死當!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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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eptember 16, 2007

自由是不可轉讓的人道要求

美國政府動輒反對台灣改變現狀,壓抑台灣人民「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足見布希政府的國際主義,只剩「國家利益」,而看不到其過去標榜人道尊嚴的價值理念。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9-16-2007;

美國政府在二OO二年九月發表長達三十一頁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布希總統在序文中說:「自由是人道尊嚴不可轉讓(Nonnegotiable)的要求,是每一個文明裡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該報告內文進一步闡釋:「美國必須堅毅地聳立守護這些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法治、節制國家絕對權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平等公義 、尊重女性。」

然而,對照最近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發表的對台政策演說 (英文演說全文附在文末),布希政府外交政策出現嚴重的雙重標準,傷害了台灣人民的感情,以及台灣人民長期追求民主自由的努力。同時再次凸顯布希政府推行的「國際主義」,也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已經出現缺口,因為人道價值與國家利益融合的戰略觀,已不再雙軌並行,而是分離和虛偽。

柯慶生的演說,除了重申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國家身份的國際組織的老調外,終於也較不戰略模糊地代表美國政府提出對台政策的框架與底線:

一、美國所以持續關切台灣及台灣的安全,是基於戰略、道德、及法律三項要求。

二、一個強大而走溫和路線的台灣,攸關台灣人民立即與長期安全的需要;否則,會傷害到台灣本身,危及區域和平,以及威脅美國利益。

三、美國必須強烈反對台灣之名入聯公投,因為它旨在改變現狀,純屬法律範疇,會傷害到台、美雙方利益。

四、美國定義自己的利益,也據此定義,詮釋東亞的區域發展,因此聲稱美國和北京協調其對台政策,是無的放矢。

柯慶生強調,演說的每一件事,都是基於一個認知:即中國對台灣日增的軍事威脅,以及中國拒決排除對台動武。美國是台灣的朋友,也是在太平洋制衡中國崛起的關鍵力量。台灣政府自然必須審慎研究與因應美國政府傳達的訊息。筆者建議,台灣政府也應同樣循此「戰略」、「道德」、及「法律」三項要求,為台灣及其人民辯護。

在戰略面,建構一個強大的民主台灣,不是只有軍事,也絕對需要一個多邊開放的經貿平台,但是美國政府向北京叩頭,始終推辭不願與台灣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而東協+中國的區域整合,台灣又遭北京排擠。在美、中如此聯手設置的框袈下,奢言「強大而溫和」的台灣,足見強權的虛偽。

在道德面,美國政府私自劃下紅線,反對台灣之名入聯公投,等於在逼迫台灣人民放棄「自由」,或即布希總統所謂「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這不是雙重標準,是什麼?

法律面,自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合約生效後,台灣及澎湖諸島即不再是任何國家的領土,而是屬於台灣人民集體擁有。是以,台灣人民在台灣島上行使民主與自由抉擇,如何會威脅區域和平?如果會,那也是因為中國政府毫無節制地在台灣海峽濫用絕對的國家權力所致。

美國政府動輒反對台灣改變現狀,壓抑台灣人民「人道尊嚴不可轉讓的要求」,足見布希政府的國際主義,只剩「國家利益」,而看不到其過去標榜人道尊嚴的價值理念。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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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對台政策演說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Thomas J. Christensen,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Speech to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 Annapolis, Maryland
September 11, 2007

Vice Minister Ko Cheng-heng, Dr. Su Chi, Rupert,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I am delighted to be able to speak today at this important event. Many thanks to all of you for being here – especially our friends from Taiwan, who have taken time from busy schedules and traveled so far.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 which has established this conference as the premier annual venue for discussing Taiwan’s security. As the State Department’s representative, I will touch on broad issues in Taiwan security in my remarks this morning, leaving detailed questions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arms procurement to the military experts. My remarks represent the agreed vi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 invite you to consider my comments in that light.

This conference is timely. In the year ahead, we will again celebr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we will also closely follow how Taiwan’s leaders navigate the ofte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ir actions will be a major factor i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terests of their people are protected; whether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flourish in an environment of peace and security; or whether all that Taiwan has achieved might be put at risk by cross-Strait tensions or, worse still, conflict.

For reasons that I will elaborate in a mo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abiding interest in a stable and peaceful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 which Taiwan thrives. Anything that makes Taiwan stronger and safer is goo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obvious reasons, is also good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Anything that places such peace and stability at risk runs directly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se reasons, we look to Taiwan to adopt strategies towar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at combine strength – both military and economic – with moderation. When we see policies that diverge from these goals, we owe it to ourselves and to the Taiwan people to speak out.

Origins of U.S. Interest

I would first like to address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care about Taiwan’s security, and what is the basis for our expression of views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The answers to the first are straight-forward. As a Pacific power with global interests and oblig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atural interest in peace throughout Asia. Because the Taiwan Strait is a potential flashpoint for conflict, the area demands our constant attention. Meanwhile, through our decades of close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e have acquired deep admiration for their achievements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nd a special concern for their democracy, freedom from coercion, and prosperity. A successful Taiwan is a beacon for East Asia and beyond. Finally, U.S. support for Taiwan is enshrined in U.S. domestic law i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short, strategic, moral, and legal requirements compel a continuous U.S. interest in Taiwan and its security.

The same arguments, in turn, give us a legitimate voice on issues touching on Taiwan security. Naturally, judgments about how to defend Taiwan rest ultimately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as articulated through thei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We respect that prerogative. At the same time, to defend our own interests, satisfy our legal obligations, and, indeed, support people whom we regard as old friends, we believe we are right to express our views, including our real concerns, regarding Taiwan’s security policies. Because Taiwan is a democracy, the Taiwan people will decide for themselves how to respond to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ir fri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at,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day about Taiwan’s security in the broadest sense and about the factors that are critical to sustaining it. Everything I say here is based on a recognition of the growing PRC military threat to Taiwan posed by the fast-paced military build-up opposite Taiwan and by Beijing’s refusal to rule out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onstrated its rejection of any coercion of Taiwan through both its defensive arms sales to Taipei and maintenance of our unilateral capability to respond to such coercion, if our President were so to choose.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d no one on either side of the Strait has an excuse for being ignorant of U.S. expectations and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our own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our resolute defense of these interests has benefited the region for decades, providing the indispensabl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he Strait, a dramatic increase in prosperity on both sides, rich and growing cross-Strait connections, and a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n Taiwan that is an inspiration to the world.

The Need for Taiwan’s Strength and Moderation

As I stated at the outset,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is essential to the immediate and long-term security need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nything less than strength and moderation leaves Taiwan vulnerable, endangers regional peace, and potentially threatens U.S. interests. Let me address these two fundamental elements in turn.

A Strong Taiwan

A strong Taiwan is, very simply, one that maintains the military capacity to withstand coercion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o the extent Beijing knows it cannot subdue Taiwan swiftly --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be able to react -- deterrence is reinforced. Taiwan’s prospe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re, of course, additional sources of strength, but the military dimension is indispensable. A Taiwan that can defend itself is a major factor for peace. A strong Taiwan can also negotiate with Beijing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and thereby pursue more effectively durable, equitable arrangements for cross-Strait peace.

After a frankly disappointing performance for several years, there recently has been good news in this area. In budgetary terms alone, Taipei has done much to provide for its defense. For some time the Taiwan defense budget decline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Even during that period, however, it remained substantial – higher than in all but a few other Asian peers. As a portion of a large economy, those budgets provided a basis for some progress. This year, the defense budget has at last begun to increase as a portion of GDP. We congratulate Taiwan’s leaders from all major parties for finding a way to break this logjam.

Funding is only part of the defense equation, of course. Taiwan also is pursuing smarter priorities and defensive strategies. It is allocating more money to hardening and sustainment, and it is embracing modern warfighting doctrine, taking advantage of Taiwan’s greatest practical asset, its geography. Taiwan and its surroundings constitute an intrinsically challenging military environment, and wise defense expenditures and planning can keep it that way.

U.S. arms sal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keeping Taiwan strong, and, of course, today’s audience has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subjec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demonstrated its recognition of the U.S. role when it approved its 2001 arms package. The Administration’s commitment to fulfillment of TRA requirements remains beyond question. The principal issue in Taiwan’s defense, however, is not whether Taipei buys a particular weapon system or whether that system comes from domestic factories or from abroad. The principal issue is the substance of Taiwan’s overall defensive strateg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core capacities to sustain it. And the decision on that strategy, once again, rests with the Taiwan people themselves. Frankly, an abiding U.S. concern is that Taiwan as yet has still not had the sort of sustained, general debate on security that we think it deserves. We hope that, in the coming election seas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demand of their political candidates an intelligent and productive discussion of this profoundly important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 want to give credit to both Taiwan’s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for the very real progress that they have made in recent years. Under President Chen’s leadership, the MND has begun compiling more sophisticated budgets and sought increases in overall funding. For its part, the opposition-controlled legislature has performed its role by vetting and passing these budgets, giv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most of what it requested.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s these developments as hopeful signs that we are witnessing a maturation of the public debate on Taiwan, one in which political leaders lay aside damaging accusations against one another’s basic patriotism and agree to place defense above partisan politics. Whether or not these recent events become a long-term trend will depend on leaders from all political parties, including many in the audience today.

A Moderate Taiwan

I would now like to turn to the other indispensable dimension of Taiwan’s security, a moderate, sophisticated, effective political approach towar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ithout moderation, Taiwan’s security will be compromised, no matter how much money Taipei spends on defense and no matter how wisely those defense dollars have been allocated. On the other hand, all things being equal, a moderate approach by Taipei to rel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will reduc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aiwan’s armed forces.

Taiwan occupies a delicate and, indeed, unique political position. The absence of a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sputes causes understandable frustration among many people, but it’s a fact of life that the majority of Taiwan citizens understand. That recognition is reflected in opinion polling that shows powerful, consistent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In terms of security, the proposition is reasonably simple: as long as Taiwan maintains a credible defensive capability, the chief threats to its welfare are political actions by Taipei itself that could trigger Beijing’s use of for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peatedly made clear that the use of force would be unacceptable, and we have repeatedly called on Beijing to demonstrate more military transparency, to cease its arms buildup opposite Taiwan, and to reduce its armed threat to Taiwan. But as much as we oppose Beijing’s threat to use force, we also take it seriously, and Taipei cannot afford to do otherwise.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aiwan’s security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avoidance of needlessly provocative behavio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aipei should or can be passive in the face of PRC pressure. But it means that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Taipei has to anticipate potential Chinese red lines and reactions and avoid unnecessary and unproductive provocations.

The USG’s recent expression of concern about certain policies advocated by the Chen Administration has flowed directl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overall U.S.-Taiwan relationship is as clos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as ever.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has deep roots and continues to flourish. The disagreements that have arisen occur in a comparatively narrow part of the U.S.-Taiwan agenda. Since it is the part that directly relates to peace and stability, however, the disagreement is very important.

In particular, we have expressed special concern about Chen Administration support for a proposed referendum on UN membership in the name of Taiwan. Much has been said on Taiwan about U.S. positions, a lot of it wrong. Let me try to provide some clarit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pposed to referenda; Taiwan is as entitled to hold referenda as is any other democracy. But the topic and content of any particular referendum must be considered. A referendum on applying to the UN without the suggestion of name change as part of that referendum – while striking us as odd and unproductive - would not elicit a very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Given that everyone knows the bulk of Taiwan’s citizens would like to see Taipei apply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iven that such a referendum would have no prospect of improving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such an application, everybody would know that support for such a referendum would only be useful in domestic political posturing in Taiw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art, the matter of how to respond would be straightforward: we would reiterate that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s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at require statehood and therefore would not support such a referendum.

The particular referendum supported by President Chen concerns us considerably more than would a generic referendum on applying to the UN. What worries us, very specifically, is the issue of name change. This draft referendum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at Taiwan should be call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oreover, it does so in w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by many to be a legally-binding popular vote. In an ideal world, we would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In the vernacular, we all speak of “Taiwan.”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people in Taiwan do, even Beijing does. So why worry about using the same word in this more formal political and legal context? The simple reality is that, in the world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political symbolism matters, and disagreements over it could be the source of major tensions or even conflict. President Chen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such “symbolic” issues in 2000 and 2004 when he promised our Presid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ot to pursue a change in Taiwan’s official name, and he has reaffirmed that promise repeatedly.

It is the apparent pursuit of name change in the referendum,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 initiative appear to us to be a step intended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rguments that the referendum, even if passed, would not amount to a pursuit of name change, frankly, strike us as purely legalistic. After all, if the specific nomenclature does not matter, why include it in the referendum in the first place? At a fundamental level, such legalistic arguments from supporters of the referendum make it seem that they do not take seriously Taiwan’s commitm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re willing to ignore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Taiwan’s most steadfast friend, and are ready to put at some risk the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Taiwan people for short-term political gain. Our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downsides of such an initiative for Taiwan and U.S. interests are potentially large, and, as with any UN referendum, the benefits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re non-existent, so we must oppose such an initiative strongly.

I would like to face head-on the accusation that the U.S. position on the referendum constitutes interference in Taiwan’s democracy.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I reject this accusation categorically. Given the decades of America’s commitment to Taiwan’s 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its democratization, the idea just does not stand up to scrutiny. The reality is that democracies can and do disagree over policies.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around the world. Moreover, friends have an obligation to warn friends who are moving in an unwise direction. The U.S. obligation is even stronger, given our interest in Taiwan’s security. After all, it is not just Taiwan’s peace and stability that Taipei’s actions may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ither the power nor the right to tell the Taiwan people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As friends, however, we feel it is our obligation to warn that the content of this particular referendum is ill-conceived and potentially quite harmful. Bad public policy initiatives are made no better for being wrapped in the flag of “democracy.” Fortunately, if the referendum goes forward unchanged, we anticipate that Taiwan’s perceptive, intelligent citizens will see through the rhetoric and make a sound judgment that the referendum does not serve their interests because it will be fundamentally harmful to Taiwan’s external relations.

Beyond the obvious threat to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United States also opposes the proposed referendum because it will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t promises: it will limit, not expand, Taiwan’s international space. Arguments to the contrary sound heroic, but they stand in opposition to the evidence all around us. I can say this to you with real experience, because it is the State Department that takes the lead in the U.S. Government in trying to help preserve and expand the Taiwan people’s international space. The frustrating truth is that needlessly provocative actions by Taipei strengthen Beijing’s hand in limiting Taiwan’s space and scare away potential friends who might help Taiwan.

This is again an area where we have to acknowledge a tough truth.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ccept Beijing’s characterization of Taiwan, and, when energized, the PRC can call in overwhelming support to marginalize Taipei. The Taiwan people are, of course, long accustomed to PRC pressure, and we are certainly not telling them not to resist these efforts; our own position is far from passive. That said, Taipei needs to push back intelligently and in a sophisticated manner that plays to its strengths. Frontal assaults on Beijing’s sensitivities are bound to fail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leave Taipei further behind. The referendum on applying to the UN under the name Taiwan is just such a frontal assault with no hope of changing Taiwan’s actual statu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hile increasing cross-Strait tensions and alienating potential supporters of Taiwan’s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space.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at we do not like having to express publicly our disagreement with the Chen Administration on this or any other policy. Taiwan is a longstanding U.S. friend, and we do not like there to be gaps between us on important issues.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ould not have done so had we not exhausted every private opportunity through consistent, unmistakable, and authoritative messages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misunderstanding or lack of communications: it is that we believe this initiative is not good for Taiwan or us and that we have found ourselves with no alternative but to express our views directly to the Taiwan people.

A Confident Taiwan

While I am using this podium to convey tough truths, let me raise a more positive point that is not often mentioned but deserves to be: let me debunk the myth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isolated or that Taiwan is an international orphan. Yes, Taipei has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with only a small number of states, and it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reality, however, is that Taiwan could not be the first world, democratic, commercial powerhouse it is if it were not extensively integrated into global society. Its citizens could not travel the world on business and pleasure, its airliners and freighters could not span the globe, and it could not be one of the world’s premi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aipei may not have many embassies, but it has dozens of unofficial offices around the planet staffed with 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ves who carry on the business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e trade arena alone, Taipei would be an economic backwater if it were not thoroughly linked into the dense web of global institutions that support international commerce. Many of Taipei’s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are unofficial, and yet genuin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goes on every day of the year.

To confirm this, just follow the news to see the steady stream of senior Taiwan officials who visit Washingto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often focus on the absence of visits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those are infrequent in any relationship. For anybody who bothers to pay attention, it quickly becomes clear that the U.S.-Taiwan dialogue is comparable in substance and scope to that with any other medium-size partner.

I am not trying to downplay the genuine limit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of the Taiwan people, and I appreciate the frustrations that these must generate. At the end of the day, Taiwan occupies an unusual plac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For Taiwan’s elected leadership, the challenge ahead is how to maximize the people’s interest within this context. Fortunately, Taiwan has done remarkably well, and, when Taipei plays its hand well, it has a range of positive opportunities in the years ahead.

Strategic U.S. Interes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consistent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Year in and year out, and over administrations from both major parties, that policy has provided great benefits not onl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also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f there is any doubt about this, just consider Taiwan’s circumstances at the time of de-recognition nearly 30 years ago now. Its vibrant democracy and prosperous, first world society today offer a vastly better life to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s a friend of Taiwan, as an indispensable supporter of its democracy and freedoms, the United States ranks second to none. Americans can feel justifiably proud for having done the right thing, again and again.

While 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beyond question, nobody here will be surprised if I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fines its own interests and interprets East Asian regional developments for itself. There is, therefore, absolutely no foundation to the asser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ordinates its Taiwan policy with Beijing. It just does not happen. Words lik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simply do not appl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n Taiwan policy. Do Chinese views influence U.S. thinking? Of course: we would be reckless, as would Taipei, if we did not take them into consideration. But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USG official at any level spends any amount of time coordinating our policies toward Taiwan with Beijing. Rumors of such coordination abound, but as with many rumors, they have no basis in fact.

By the same token, while we have a close, friendly relationship with Taipei, we also do not let Taipei define our positions. For well-established reasons,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clared its opposition to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Some Taiwan leaders in recent years have asserted that Taiwan independence is the status quo that should be defended. On that point, let me be perfectly clear: while U.S. opposition to Chinese coercion of Taiwan is beyond question, we do not recognize Taiwan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we do not accept the argument that provocative assertions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re in any way conducive to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 or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or the reasons I have given above, in fact, we rank such assertions along with the referendum on joining the UN under the name Taiwan as needless provocations that are patently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Taiwan people or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clusion

Let me bring this presentation to a close by returning to the fundamental issue that has brought all of us together here. Regardless of whether members of this audience are officials in President Chen’s Administration, opposition party leaders, U.S. corporate executives, journalists, scholars, or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all share an abiding interest in the security of Taiwan, an important fri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occupying a delicate position in a sensitive neighborhoo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a strong and moderate Taiwan is essential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we will remain the steadfast partner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s they seek to advance their interests in the years ahead.



Released on September 1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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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27, 2007

邁向美麗國家 ─ 從安倍的策略談起 / 國家元首 要有進取心

如選擇堅守民主自由等價值,也如同意創新是經濟成長原動力,則安倍的自由繁榮之弧,不是更有助於台灣邁向一個新而獨立的美麗國家?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8-27-2007; 自由時報, 08-28-2007


日本和台灣有點相似,同樣有外來勢力帶來的不合時宜憲法,也同樣面臨拉拔經濟成長力的嚴厲挑戰。台灣則更不幸,一直遭受中國政府無盡地壓縮生存空間。不過,台、日政治領袖的視野高度卻是大大不同。

安倍首相今年一月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政策演說,即高舉以不動搖的決心領導日本邁向充滿活力、機會、及疼愛的美麗國家。安倍説:「為了實現一個美麗的日本國,我獨一無二的使命,就是要擘劃一個國家的新願景,以便能應付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洶湧的浪濤。」這樣的領袖視野,令人欽佩!

在演說中,安倍把強化「經濟成長潛力」列為首要政策。他認為,經濟活力是形塑一個美麗國家不可或缺的基石,而日本經濟嶄新的成長策略,一定須經由創新帶來尖端科技、產品、服務,以及透過開放把亞洲與世界的活力帶進日本。安倍強調,「不斷創新為人類打開通向無限機會的未來,以及提供巨大的成長動能。」

邁向美麗國家,當然不能只有經濟。是以,例如在國際關係與安全方面,安倍的政策演說提出有三個主軸的「進取式外交」(Proactive Diplomacy): 一、日本與共享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夥伴關係。二、建立一個開放與富於創新的亞洲。三、促進全球和平與穏定。又,鑒於憲法的不合時宜,安倍並表示,日本「必須重新建構適合時代的國家安全的法律基礎。」

安倍的政策理念延伸至印度洋。上週三他在印度國會演說,提出「大亞洲」的概念,計劃串聯歐亞大陸外緣的四個民主國家(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印度),以打造一條「自由繁榮之弧」。這個概念是安倍價值導向「進取式外交」的浮現,而這條浮出兩大洋的弧帶,無疑已具備亞洲「北約」的雛形,目的自然是圍堵中國。

安倍展現建立美麗國家的戰略和決心,但台灣呢?衡諸馬英九「雙航圈、雙中心」的跳板論,「兩岸共同市場」的一中市場論,以及終極統一論,實在令人不安,因為台灣邁向美麗國家的願景,連影也無。至於另一總統候選人謝長廷,雖然高舉「台灣維新」,但是「和解共生」、「憲法一中是對台海現狀最好描述」,以及「一味追求經濟成長率的唯經濟成長論是舊思維」等論述,則保守有餘,如何能展現開創新局的氣勢?強化經濟成長潛力的策略,不可輕忽,謝陣營應謹慎構思,不要再迷失於「台灣新絲路」!

如選擇堅守民主自由等價值,也如同意創新是經濟成長原動力,則安倍的自由繁榮之弧,不是更有助於台灣邁向一個新而獨立的美麗國家?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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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06, 2007

「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

論上,並不是任何經濟體整合一起必然都是好的,其實也可能適得其反。蕭先生如何能篤定,台灣和中國合在一起,會形成一個「最適關稅同盟」或是「最適貨幣同盟」?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 08-06-2007; 自由時報, 08-08-2007

一向主張鬆綁西進中國的聯合報系經濟日報,曾在七月一日社論<「馬蕭」團隊欠一個說明>中,直指蕭萬長先生對共同市場的了解不正確,並出人意表地建議「最好宣布放棄兩岸共同市場這項政見」。七年多來,蕭先生汲汲營營於推動台海「兩岸共同市場」,的確難堪。

有趣的是,中國時報系
工商時報最近蕭先生緩頰,於七月二十九日發表<「兩岸共同市場」當然不是「一中市場」>的社論,辯稱:「陳總統一再強調的『一中市場』,指的應該是『一個中國』下的市場,這是一個充滿政治味道的說法,我們相信長久以來一直為台灣經濟打拚的蕭萬長應該不是 如此主張,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實則,蕭先生前
(2005)十二月一日淡江大學名人講座曾發表<兩岸共同市場的理念與實踐>,即明白指出:「兩岸共同市場」 就是「一中市場」;它的一個前提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而它的「三步到位」包括:一、三通直航,兩岸經貿正常化;二、簽訂經貿互惠協定;三、關稅同盟與貨幣同盟。

蕭先生這樣的論述,治意味不濃嗎?在所謂「一中各表」下,「兩岸共同市場」何異於「一個中國」下的市場!

熟稔經濟整合者都知道,一旦台、中雙邊關係昇高到共用單一貨幣的「貨幣同盟」後,即完成經濟整合的最後階段。緊接著,就會掀起台、中雙邊「政治統合」的序曲。這是一個企圖將台海現狀推向「經濟一中」再邁向「政治一中」的政經謀略。對此,黃天麟老前輩的<經濟一中進入第二階段>已有精闢分析

蕭先生曾是李登輝時代「戒急用忍」的執行者,中國國民黨失去執政權後,卻轉而主張推動「兩岸共同市場」,以加速台、中雙邊經濟整合,並且自始認為這是一個台海雙贏策略。但真是雙贏嗎?蕭先生恐怕過於天真!

理論上,並不是任何經濟體整合一起必然都是好的,其實也可能適得其反。蕭先生如何能篤定,台灣和中國合在一起,會形成一個「最適關稅同盟」或是「最適貨幣同盟」?所謂「那一隻看不見的手」是無法提供答案。筆者奉勸馬、蕭政策智庫好好深入研究這方面經濟理論,畢竟台灣人民的經濟福址是不可隨便拿來作實驗。

筆者曾提出警告:西進中國浪潮,已讓台灣經濟自陷於所謂「荷蘭菌」的風險中;而鎖進中國挫弱台灣經濟,卻又讓西進論者不自覺地顯露「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反而錯誤認定台灣經濟的泉源必須依賴中國。「兩岸共同市場」究竟是讓台灣邁向自由繁榮之路,抑或奴役之路,宜三思。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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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09, 2007

兩岸共同市場的國際比較利益逆轉

另一遠為深沉的經濟衝擊是,「兩岸共同市場」會導致台灣「國際比較利益」結構朝不利的方向演變,使台灣經濟致力於建立技術創新導向成長模式所作的努力,甚至功虧一簣。此一衝擊,可簡稱「國際比較利益逆轉」,但為各界所忽略。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 07-09-2007; 自由時報, 07-11-2007

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和蕭萬長最近連袂倡議「兩岸共同市場」,而民進黨高層也分別就政治與經濟面提出嚴厲批判。在經濟面,陳水扁總統指出,「屆時中國的農產品、 勞工將大量進入台灣市場,結果可能導致台灣的大量失業、降低勞工薪資、威脅農民生計、加速產業空洞化」,並且認為,「一中市場絕對是災難的開始,台灣也絕 對不能矮化成為中國的離島自由貿易區。」

有趣的是,馬、蕭回應軟弱,沒有能力以經濟邏輯來辯護。馬先生說:「這是一種污衊,我跟蕭院長所提出來的構想,是希望能夠挽救台灣的經濟,避免台灣經濟被邊緣化。」馬、蕭並齊聲辯稱:「從未主張引進大陸勞工」。

顯然,馬、蕭除了誣指台灣「鎖國」外,不僅對一般共同市場的制度性安排欠缺應有的認識,更無知於「兩岸共同市場」對台灣經濟可能產生的危險衝擊。

「共同市場」屬於非常密切的區域經濟整合,凌駕「自由貿易區」及「關稅同盟」之上。一般在共同市場的安排下,除了對區域外貿易須實施共同關稅率外,區域內經濟 體之間,則不僅商品貿易零關稅,更須允許包括勞工等生產要素也能跨境自由移動。一旦「兩岸共同市場」成立,台灣社會與勞工市場如何能承受「華工」跨海大量湧入!這是意欲角逐大位者應有的基本常識。

另一遠為深沉的經濟衝擊是,「兩岸共同市場」會導致台灣「國際比較利益」結構朝不利的方向演變,使台灣經濟致力於建立技術創新導向成長模式所作的努力,甚至功虧一簣。此一衝擊,可簡稱「國際比較利益逆轉」,但為各界所忽略:

按, 台灣當前具備國際比較利益的產業是技術密集產業,因為相對於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台灣擁有比較充裕的技術人力﹝如工程師等﹞。反之,中國的比較利益產業是勞 力密集型,因為相對於台灣等新興工業經濟,中國擁有比較充裕的非技術人力﹝如生產線勞工等﹞。若「兩岸共同市場」成立,加上言語熟悉,生產要素自由移動將 促使台、中成為「單一經濟體」。而這個「單一經濟體」的國際比較利益,必然取決於中國的生產要素結構,也就是勞力密集產業,因為中國規模畢竟太大了。

這意謂:台灣的國際比較利益產業將因而由「技術密集」逆轉為「勞力密集」,進而引導台灣資本追逐此一逆轉,更大量地投入勞力密集產業;如此的演變,勢將阻礙台灣向更高附加價值的創新導向經濟邁進。類此比較利益逆轉風險,確存在於「兩岸共同市場」運作的自發規律裡,請問馬先生和蕭先生知否?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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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une 22, 2007

鎖國是謊言/從韓商看馬蕭的歐塔基謊言

台灣經濟正處於戰後最開放的時期,也面臨最為棘手的結構性調整問題。「鎖國」是謊言,真正的議題應是如何拿揑對中國的開放尺度,以平衡台灣主體利益下的諸多考慮。中國崛起的商機或許有,但英文朝鮮日報的一份報導則值得各界關注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6-22-2007; 自由時報, 06-25-2007

自提出「從『雙航圈』到『雙中心』重建台灣經濟活力」的策略觀後,馬英九先生又相繼提出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經貿平台」,以及推動成立「兩岸共同市場」等相關說法,日昨宣佈的副總統搭檔,更是主張「兩岸共同市場」的蕭萬長,顯示他全力填充西進中國的「馬跳板」論述。馬先生在發表《原鄉精神》一書時指出:台灣發達時,往往就是開放時期,台灣「走衰運」時,也往往就是鎖國時期。之後「馬蕭配」記者會上,蕭萬長也嚴詞抨擊鎖國政策。

在貿易理論上,「鎖國」是指一封閉型經濟,術語稱「歐塔基」(Autarky),無論商品或生產要素都是自幾自足,不和外界互通有無。台灣何時實施過「鎖國」政策,自鎖為「歐塔基」?顯然,馬先生的經濟認知有問題,竟把經濟論述植基於莫虛有的「鎖國」標籤!所謂「走衰運」與「鎖國」根本是胡扯!

在國際貿易,投資,旅遊,以及技術擴散下,世界上不可能有「鎖國」經濟存在,但因政、經、安全、人權等考量,也幾乎不存在完全自由開放的經濟體。例如:

1. 美國對戰略對抗國或恐怖主義國家實施高科技產品出口與投資雙重管制,也意圖建立全球一致化智產權保護標準,並拓展至開發中國家;

2. 歐盟與日本對其農業長期實施嚴格保護;

3. 開發中國家普遍性對其萌芽中產業給予策略優惠與貿易保護,同時對金融、運輸等服務業採嚴格管制。

難道馬先生認為美、歐、日等也在鎖國?全球化努力及資訊科技進步,讓地球變小了,但地球其實一點也不平!

至於中國,則基於孤立、打擊、併吞台灣的企圖,挾其地緣政經影響力,要將台灣歧視排除於「東協加三」的區域經濟整合之外。在這樣地緣架構下,馬先生的策略思維竟是以莫虛有的「鎖國」論為起點,搭起「雙航圈」」到「雙中心」的跳板,推動成立「兩岸共同市場」。這等於是把台灣鎖在中國!

台灣經濟正處於戰後最開放的時期,也面臨最為棘手的結構性調整問題。「鎖國」是謊言,真正的議題應是如何拿揑對中國的開放尺度,以平衡台灣主體利益下的諸多考慮。

中國崛起的商機或許有,但上月二十七日英文朝鮮日報的一份報導則值得各界關注:

按「南韓輸出入銀行」分析598家在中國營運韓商的二00五年財報發現 51.8%的韓商在虧損中,其中中小企業虧損比例高達55%,而集團企業虧損比例亦達46.7%。另,在中國營運韓商的平均銷貨利潤率僅及1.3%,遠低於南韓國內經營平均6%7%的利潤率。即便在中國營運表現最佳的58家韓商,其利潤率也已連續三年一路下滑:2003年為6.5%, 2004年降為3.5%, 2005年再降為2.3%

報告指出,韓商利用廉價中國勞工的時機已告結束。那麼台商呢?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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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y 27, 2007

馬跳板與民進黨新絲路

新絲路其實就是跳板或gateway的同義詞。馬先生「雙航圈到雙中心」的構想,對照於民進黨「新絲路」的思維,本質上並無不同,同樣都是天真地要以經營大中國,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起點。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5-27-2007; 自由時報, 05-28-2007

隨著2008年大選逐漸逼近,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先生的經濟論述,終於出籠。三月二十日,馬先生為期重建台灣經濟活力,提出「雙航圈到雙中心」的所謂跳板策略。對此,筆者以台灣發展「要徑」的概念,已予為文批判。接著,馬先生日前在國立師範大學舉辦的「立足台灣全球視野|2007青年菁英論壇」,又陸續發表一些論述。他說:

「民主進步黨政府執政七年多來,多項經濟統計指標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他表示,美國七年來GDP增長了一萬美元、南韓增加七千美元、新加坡增加六千美元,但是台灣卻只增加了一千一百美元。」

台灣經濟成長弱化,相信無人會去抗辯。但馬先生這段經濟論述,蓄意選擇性引用統計數字,其實是遮遮掩掩的。馬先生把「平均每人GDP」誤說為GDP姑且不論,但為什麼不提香港呢?很簡單,因為香港回歸後數字一路下降提了會削弱其「跳板策略」的正當性。

按聯合國公佈的統計數字,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時,平均每人國民所得﹝GNI﹞高達27,624美元;在民進黨首度執政的2000年則降為25,596美元;迄2005年止,再降為24,659美元。

馬先生「雙航圈到雙中心」的跳板策略,主張原則全面開放西進中國,其實就是採用「香港模式」,這也正是中國國民黨及特定媒體經常鼓吹的經濟路線。既然「香港模式」也有問題,為什麼又要套在台灣身上?

巧合的是,「香港模式」的思維,早已存在於民進黨二○○一年十月制定的「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例如,所謂建構台灣成為通向中國的「二十一世紀新絲路」。新絲路其實就是跳板或gateway的同義詞。馬先生「雙航圈到雙中心」的構想,對照於民進黨「新絲路」的思維,本質上並無不同,同樣都是天真地要以經營大中國,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起點。

但無論就經濟面,政治面,或安全面而言,台灣當前困境已在在印証了建構「新絲路」的得不償失。詎料民進黨前新潮流仍執迷於新絲路的美夢,相繼提出有關「自信開放」和引導「國際經濟長河」等西進中國論述。最近新潮流在黨內初選潰敗,敗在路線,實在一點也不意外。

什麼是台灣再崛起的經濟戰略路線?這是朝野應誠實面對和共同思考的重大議題。在東亞四虎中,各有不同的政經條件與制約,台灣的製程技術和創新能量,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台灣再崛起的平台,絕對在於其是否成為全球創新重鎮,不會是馬跳板,也不會是虛幻的新絲路。因此,如何建構一個有效率的創新體系,在台灣催生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才是台灣再崛起的關鍵路線。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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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pril 24, 2007

是誰失落了十年?: 從政策時間一致性談起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4-24-2007; 自由時報, 04-30-2007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德蘭上週受邀參加經濟日報大師論壇發表「決策與成長」的演講,其要點包括:政府制訂政策應保持「時間一致性」;政府政策一定要鼓勵創新,資本累積,才是好的經濟政策。這與筆者上月提出「創新導向供給面經濟學」才是台灣經濟發展要徑的論述,不謀而合。

所謂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政府在不同時點,常常會有不同的政策觀,結果反而動搖了政策承諾,以致失落原先的政策目的。

以鼓勵研發新藥來說,在最初的時間點,最適的政策是政府事前承諾保護藥廠的創新,使藥廠得訂定高昂的新藥價格,享有獨占利潤。但在新藥上市的後來時間點,最適的政策卻是限制藥廠的獨占利潤,使新藥得以低價嘉惠民眾。吊詭的是,若藥廠預期政府事後將不信守保護創新的承諾,則類此預期心理將導致政府創新政策無法落實,從而影響經濟發展。

演講中,席德蘭教授以愛爾蘭和阿根廷的興衰,實證其理論。很奇怪,經濟日報昨日(4/24/2007)發表一篇題為「師法愛爾蘭?追隨阿根廷?」社論,竟天馬行空地指出:

「再回頭看台灣『失落的十年』,‧‧‧十年以來,從李前總統到陳總統執政,我們有一個政策方向始終貫徹不改:堅決阻止兩岸三通直航,對兩岸經貿投資設下種種莫須有的限制、障礙,不時以突發的語言、行動挑激對岸在台灣海峽掀起波濤,以自閉、鎖國的大方向遏制國人有效利用對岸的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有利條件。‧‧‧由於我們的政府十年來所作所為,皆與阿根廷如出一轍,甚至猶有過之,因此我們落得跟阿根廷一樣甚至更壞的下場,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這樣的論述,何其聳動,但專業何在?

李前總統於1996年採行「戒急用忍」政策,歷經陳總統2001年改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以及2006年微調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迄今十年期間,台灣幾已被磁吸為中國經濟圈的一員,何來鎖國?若有也是愚蠢地鎖在中國!

在戒急用忍以來這段十年期間﹝1997-2006﹞,按精確的複利公式計算,台灣「實質GDP」平均年成長率為3.69%,低於新加坡的4.26%,但高於南韓的3.67% ,以及香港的 3.55%。若將上組數字扣掉同期間的人口平均年成長率﹝台灣為0.61%,新加坡為2.2%,南韓為0.6%,香港為1.29%%﹞,我們可更有意義地觀察「實質人均GDP」的年成長率:台灣居首為3.08%,其次依序為南韓的3.07%,香港的2.26%,新加坡的2.06%。很驚訝吧!

以同樣方法觀察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2006﹞,台灣實質人均GDP的年成長率為2.53%,低於南韓的3.73%,香港的3.55%,但高於新加坡2.44%。「積極開放」的表現是遜於「戒急用忍」,但台灣總是沒有自東亞四虎脫隊。所謂「鎖國」與「我們落得跟阿根廷一樣甚至更壞的下場」正是代表一些特定媒體已失落了十年。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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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23, 2007

雙航圈到雙中心不是台灣發展的要徑

馬英九先生的政治論述經常左支右絀,看來其經濟論述也是如此。這種把台灣當做「橋」的馬跳板思維,恐怕偏離了台灣經濟發展的「要徑」﹝Critical Path﹞。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3-23-2007; 自由時報, 03-28-2007

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先生日前受邀在美林「台灣產業暨科技高峰論壇」發表演講,以「從雙航圈到雙中心重建台灣經濟活力」為主題,闡述他對經營台灣的構想。這是一篇令人失望台灣經濟論述,不僅抓不到台灣經濟問題的核心,更別說提出解決問題的核心策略!

基本上,馬英九先生的構想,是一個跳板策略,即台灣定位為「雙中心」﹝台商的全球營運中心和外商的亞太營運中心﹞,再經由推動「雙航圈」﹝連接東北亞和東南亞﹞,以及對中國投資採「原則開放、例外管制」的政策,以具體實現台灣成為營運中心

馬英九先生的政治論述經常左支右絀,看來其經濟論述也是如此。這種把台灣當做「橋」的馬跳板思維,恐怕偏離了台灣經濟發展的「要徑」﹝Critical Path﹞。

記得美國杜邦和蘭德兩大公司在1950年代曾共同發展出一套稱為「要徑法」的管理工具,如今已為工商界廣泛應用於複雜方案﹝Project﹞的有效整合管理。複雜方案通常都牽涉許多相互連鎖的活動,但無論多複雜,都存在一條「要徑」,串連該方案的關鍵活動。管理人若疏忽了要徑上的活動,或只是關切要徑外的次要活動,那此方案必延誤,而無法如期完成。

若我們把台灣經濟發展當成一個巨大的工程方案,那麼甚麼樣的策略包裹是一條要徑,是一個主軸?顯然不是馬跳板策略。

關於這樣的策略思考,筆者已提出多篇經濟論述。簡言之,要突破台灣當前經濟困局,無他,絕對必須通過「創新導向供給面經濟學」這條策略要徑。為什麼?因為台灣經濟成長已明顯地出現供給面瓶頸,而過去十六年來,台灣經濟「潛在成長率」﹝即充分就業下的經濟成長率﹞直線下滑就是明証。

供給面的問題必須由供給面切入始能湊效,而且在中、印等新興濟快速爬升技術階梯的競爭下,「創新導向供給面經濟學」的重要性已遠遠超越「資本累積導向供給面經濟學」。以去年來說,台灣經濟成長率達4.62%,雖然仍居東亞四小龍之末,卻是已相當接近台灣本身的潛在成長率﹝按經建會估計為5%﹞。此際,若想藉凱因斯學派或是靠中國觀光客等激勵需求面政策,台灣經濟成長進一步拉高的空間,其實若有也是有限。

台灣政界領導階層,應善加體會方案管理要徑法的精神,結合經濟專業,好好擘劃管理台灣經濟發展的核心策略。把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即是偏離台灣經濟發展的要徑。馬英九先生政治上主張與中國「終極統一」,經濟上主張西進中國的跳板策略,筆者的確替台灣人民捏一把冷汗。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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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2, 2007

與狼共舞經濟學: 調整美台中經濟距離

林濁水先生在二月八日自由時報「減輕與狼共舞的危險」一文,恐怕過度樂觀,或只在於迂迴否定「積極管理」的必要性?高科技產業每100元的產值,僅剩不到17元留在島內。台灣高科技業創值能力已亮起紅燈!這其實是美、台、中產業鏈出了問題。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2-12-2007; 自由時報, 2-14-2007

台灣經濟策略必須建構在三大要素:台灣整體利益,經濟現實,以及經濟邏輯。一旦少了任何一個要素,都是有問題的。當前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台灣經濟總合供給面出現成長瓶頸,使可支撐的潛在成長率在過去十六年來呈長期性下降,造成消費投資等內需弱化,稅基萎縮,工資停滯,乃至社會中產階級呈現鬆動不安。

台灣過度利用中國做為世界工廠,是造成供給面問題的主因。本土資源的抽離,讓新興產業的成長無法彌補產業的快速外移,以致「創新毀滅」呈現動態失衡,削弱台灣經濟的創值能力。或謂:內需不足造成台灣經濟困境。這是倒果為因的誤診。

林濁水先生在二月八日自由時報「減輕與狼共舞的危險」一文云:西進中國的鴻海和留在台灣的晶圓廠和面板廠,「共同成為電子業兩支柱。一方面,透過規模經濟而有自我升級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共同架構起廣闊的利潤空間提供創新的機 會,創造去年高達三、四十家上市櫃、興櫃公司,獲利達一個股本以上,這是比起國民黨時代一年三、四家多出十倍的空前榮景」。這恐怕過度樂觀,或只在於迂迴否定「積極管理」的必要性?

以民進黨執政這段期間來說,台灣所謂「高科技」(包括機械設備;電腦/通信/視聽電子;電子零組件;電力機械器材;運輸工具;精密/光學/醫療器材等)產出量的成長率和附加價值率分別是: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產出成長率(%)

15.6

-8.1

13.2

9.1

14.8

15.2

附加價值率(%)

24.8

25.3

24.7

22.6

17.5

16.9

以「數量」來說,除2001年外,台灣高科技產業約以兩倍或三倍於經濟成長率的速度擴張,看起來好像很不錯,但附加價值率卻滑落到2005年的16.9%,六年內竟滑落將近八個百分點。高科技產業每100元的產值,僅剩不到17元留在島內,若再扣掉利潤,可供分配給工資的部份更是微薄。台灣高科技業創值能力已亮起紅燈!這其實是美、台、中產業鏈出了問題。

2000-05年間,台灣高科技業「產出價格」大跌,其中機械設備,電腦/通信/視聽電子,以及電子零組件等跌落達50%以上。但同期間,高科技業「中間投入價格」,除電腦/通信/視聽電子類下跌20%外,不是持穩,就是上漲10%30%不等。

高科技業中間投入主要來自美國等高階技術設備供應國。數字說明,台灣投入龐大資源西進中國所建立的美、台、中產業鏈,換來的卻是高科技貿易條件嚴重惡化: 辛苦工作,但創值有限。

真正睿智的經濟擘劃者,應更積極地建構「積極管理」策略,對美、台、中產業鏈三邊的「經濟距離」進行調整,以符合台灣整體利益。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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