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遠為深沉的經濟衝擊是，「兩岸共同市場」會導致台灣「國際比較利益」結構朝不利的方向演變，使台灣經濟致力於建立技術創新導向成長模式所作的努力，甚至功虧一簣。此一衝擊，可簡稱「國際比較利益逆轉」，但為各界所忽略。
台灣經濟正處於戰後最開放的時期，也面臨最為棘手的結構性調整問題。「鎖國」是謊言，真正的議題應是如何拿揑對中國的開放尺度，以平衡台灣主體利益下的諸多考慮。中國崛起的商機或許有，但英文朝鮮日報的一份報導則值得各界關注。◎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6-22-2007; 自由時報, 06-25-2007
自提出「從『雙航圈』到『雙中心』─重建台灣經濟活力」的策略觀後，馬英九先生又相繼提出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經貿平台」，以及推動成立「兩岸共同市場」等相關說法，日昨宣佈的副總統搭檔，更是主張「兩岸共同市場」的蕭萬長，顯示他全力填充西進中國的「馬跳板」論述。馬先生在發表《原鄉精神》一書時指出：台灣發達時，往往就是開放時期，台灣「走衰運」時，也往往就是鎖國時期。之後「馬蕭配」記者會上，蕭萬長也嚴詞抨擊鎖國政策。
在貿易理論上，「鎖國」是指一封閉型經濟，術語稱「歐塔基」(Autarky)，無論商品或生產要素都是自幾自足，不和外界互通有無。台灣何時實施過「鎖國」政策，自鎖為「歐塔基」？顯然，馬先生的經濟認知有問題，竟把經濟論述植基於莫虛有的「鎖國」標籤！所謂「走衰運」與「鎖國」根本是胡扯！
在國際貿易，投資，旅遊，以及技術擴散下，世界上不可能有「鎖國」經濟存在，但因政、經、安全、人權等考量，也幾乎不存在完全自由開放的經濟體。例如：
1. 美國對戰略對抗國或恐怖主義國家實施高科技產品出口與投資雙重管制，也意圖建立全球一致化智產權保護標準，並拓展至開發中國家；
2. 歐盟與日本對其農業長期實施嚴格保護；
3. 開發中國家普遍性對其萌芽中產業給予策略優惠與貿易保護，同時對金融、運輸等服務業採嚴格管制。
難道馬先生認為美、歐、日等也在鎖國？全球化努力及資訊科技進步，讓地球變小了，但地球其實一點也不平！
至於中國，則基於孤立、打擊、併吞台灣的企圖，挾其地緣政經影響力，要將台灣歧視排除於「東協加三」的區域經濟整合之外。在這樣地緣架構下，馬先生的策略思維竟是以莫虛有的「鎖國」論為起點，搭起「雙航圈」」到「雙中心」的跳板，推動成立「兩岸共同市場」。這等於是把台灣鎖在中國！
台灣經濟正處於戰後最開放的時期，也面臨最為棘手的結構性調整問題。「鎖國」是謊言，真正的議題應是如何拿揑對中國的開放尺度，以平衡台灣主體利益下的諸多考慮。
中國崛起的商機或許有，但上月二十七日英文朝鮮日報的一份報導則值得各界關注：
按「南韓輸出入銀行」分析598家在中國營運韓商的二00五年財報發現 51.8%的韓商在虧損中，其中中小企業虧損比例高達55%，而集團企業虧損比例亦達46.7%。另，在中國營運韓商的平均銷貨利潤率僅及1.3%，遠低於南韓國內經營平均6%到7%的利潤率。即便在中國營運表現最佳的58家韓商，其利潤率也已連續三年一路下滑：2003年為6.5%, 2004年降為3.5%, 2005年再降為2.3%。
報告指出，韓商利用廉價中國勞工的時機已告結束。那麼台商呢？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新絲路其實就是跳板或gateway的同義詞。馬先生「雙航圈到雙中心」的構想，對照於民進黨「新絲路」的思維，本質上並無不同，同樣都是天真地要以經營大中國，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起點。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5-27-2007; 自由時報, 05-28-2007
隨著2008年大選逐漸逼近，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先生的經濟論述，終於出籠。三月二十日，馬先生為期重建台灣經濟活力，提出「雙航圈到雙中心」的所謂跳板策略。對此，筆者以台灣發展「要徑」的概念，已予為文批判。接著，馬先生日前在國立師範大學舉辦的「立足台灣全球視野｜2007青年菁英論壇」，又陸續發表一些論述。他說：
「民主進步黨政府執政七年多來，多項經濟統計指標原地踏步，甚至退步。他表示，美國七年來GDP增長了一萬美元、南韓增加七千美元、新加坡增加六千美元，但是台灣卻只增加了一千一百美元。」
台灣經濟成長弱化，相信無人會去抗辯。但馬先生這段經濟論述，蓄意選擇性引用統計數字，其實是遮遮掩掩的。馬先生把「平均每人GDP」誤說為GDP姑且不論，但為什麼不提香港呢？很簡單，因為香港回歸後數字一路下降，提了會削弱其「跳板策略」的正當性。
按聯合國公佈的統計數字，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時，平均每人國民所得﹝GNI﹞高達27,624美元；在民進黨首度執政的2000年則降為25,596美元；迄2005年止，再降為24,659美元。
馬先生「雙航圈到雙中心」的跳板策略，主張原則全面開放西進中國，其實就是採用「香港模式」，這也正是中國國民黨及特定媒體經常鼓吹的經濟路線。既然「香港模式」也有問題，為什麼又要套在台灣身上？
巧合的是，「香港模式」的思維，早已存在於民進黨二○○一年十月制定的「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例如，所謂建構台灣成為通向中國的「二十一世紀新絲路」。新絲路其實就是跳板或gateway的同義詞。馬先生「雙航圈到雙中心」的構想，對照於民進黨「新絲路」的思維，本質上並無不同，同樣都是天真地要以經營大中國，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起點。
但無論就經濟面，政治面，或安全面而言，台灣當前困境已在在印証了建構「新絲路」的得不償失。詎料民進黨前新潮流仍執迷於新絲路的美夢，相繼提出有關「自信開放」和引導「國際經濟長河」等西進中國論述。最近新潮流在黨內初選潰敗，敗在路線，實在一點也不意外。
什麼是台灣再崛起的經濟戰略路線？這是朝野應誠實面對和共同思考的重大議題。在東亞四虎中，各有不同的政經條件與制約，台灣的製程技術和創新能量，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台灣再崛起的平台，絕對在於其是否成為全球創新重鎮，不會是馬跳板，也不會是虛幻的新絲路。因此，如何建構一個有效率的創新體系，在台灣催生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才是台灣再崛起的關鍵路線。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4-24-2007; 自由時報, 04-30-2007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德蘭上週受邀參加經濟日報大師論壇發表「決策與成長」的演講，其要點包括：政府制訂政策應保持「時間一致性」；政府政策一定要鼓勵創新，資本累積，才是好的經濟政策。這與筆者上月提出「創新導向供給面經濟學」才是台灣經濟發展要徑的論述，不謀而合。
所謂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政府在不同時點，常常會有不同的政策觀，結果反而動搖了政策承諾，以致失落原先的政策目的。
以鼓勵研發新藥來說，在最初的時間點，最適的政策是政府事前承諾保護藥廠的創新，使藥廠得訂定高昂的新藥價格，享有獨占利潤。但在新藥上市的後來時間點，最適的政策卻是限制藥廠的獨占利潤，使新藥得以低價嘉惠民眾。吊詭的是，若藥廠預期政府事後將不信守保護創新的承諾，則類此預期心理將導致政府創新政策無法落實，從而影響經濟發展。
演講中，席德蘭教授以愛爾蘭和阿根廷的興衰，實證其理論。很奇怪，經濟日報昨日(4/24/2007)發表一篇題為「師法愛爾蘭？追隨阿根廷？」社論，竟天馬行空地指出：
「再回頭看台灣『失落的十年』，‧‧‧十年以來，從李前總統到陳總統執政，我們有一個政策方向始終貫徹不改：堅決阻止兩岸三通直航，對兩岸經貿投資設下種種莫須有的限制、障礙，不時以突發的語言、行動挑激對岸在台灣海峽掀起波濤，以自閉、鎖國的大方向遏制國人有效利用對岸的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有利條件。‧‧‧由於我們的政府十年來所作所為，皆與阿根廷如出一轍，甚至猶有過之，因此我們落得跟阿根廷一樣甚至更壞的下場，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
這樣的論述，何其聳動，但專業何在？
李前總統於1996年採行「戒急用忍」政策，歷經陳總統2001年改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以及2006年微調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迄今十年期間，台灣幾已被磁吸為中國經濟圈的一員，何來鎖國？若有也是愚蠢地鎖在中國！
在戒急用忍以來這段十年期間﹝1997-2006﹞，按精確的複利公式計算，台灣「實質GDP」平均年成長率為3.69%，低於新加坡的4.26%，但高於南韓的3.67% ，以及香港的 3.55%。若將上組數字扣掉同期間的人口平均年成長率﹝台灣為0.61%，新加坡為2.2%，南韓為0.6%，香港為1.29%%﹞，我們可更有意義地觀察「實質人均GDP」的年成長率：台灣居首為3.08%，其次依序為南韓的3.07%，香港的2.26%，新加坡的2.06%。很驚訝吧！
以同樣方法觀察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2006﹞，台灣實質人均GDP的年成長率為2.53%，低於南韓的3.73%，香港的3.55%，但高於新加坡2.44%。「積極開放」的表現是遜於「戒急用忍」，但台灣總是沒有自東亞四虎脫隊。所謂「鎖國」與「我們落得跟阿根廷一樣甚至更壞的下場」正是代表一些特定媒體已失落了十年。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馬英九先生的政治論述經常左支右絀，看來其經濟論述也是如此。這種把台灣當做「橋」的馬跳板思維，恐怕偏離了台灣經濟發展的「要徑」﹝Critical Path﹞。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3-23-2007; 自由時報, 03-28-2007
基本上，馬英九先生的構想，是一個跳板策略，即台灣定位為「雙中心」﹝台商的全球營運中心和外商的亞太營運中心﹞，再經由推動「雙航圈」﹝連接東北亞和東南亞﹞，以及對中國投資採「原則開放、例外管制」的政策，以具體實現台灣成為雙營運中心。
馬英九先生的政治論述經常左支右絀，看來其經濟論述也是如此。這種把台灣當做「橋」的馬跳板思維，恐怕偏離了台灣經濟發展的「要徑」﹝Critical Path﹞。
記得美國杜邦和蘭德兩大公司在1950年代曾共同發展出一套稱為「要徑法」的管理工具，如今已為工商界廣泛應用於複雜方案﹝Project﹞的有效整合管理。複雜方案通常都牽涉許多相互連鎖的活動，但無論多複雜，都存在一條「要徑」，串連該方案的關鍵活動。管理人若疏忽了要徑上的活動，或只是關切要徑外的次要活動，那此方案必延誤，而無法如期完成。
若我們把台灣經濟發展當成一個巨大的工程方案，那麼甚麼樣的策略包裹是一條要徑，是一個主軸？顯然不是馬跳板策略。
關於這樣的策略思考，筆者已提出多篇經濟論述。簡言之，要突破台灣當前經濟困局，無他，絕對必須通過「創新導向供給面經濟學」這條策略要徑。為什麼？因為台灣經濟成長已明顯地出現供給面瓶頸，而過去十六年來，台灣經濟「潛在成長率」﹝即充分就業下的經濟成長率﹞直線下滑就是明証。
供給面的問題必須由供給面切入始能湊效，而且在中、印等新興經濟快速爬升技術階梯的競爭下，「創新導向供給面經濟學」的重要性已遠遠超越「資本累積導向供給面經濟學」。以去年來說，台灣經濟成長率達4.62%，雖然仍居東亞四小龍之末，卻是已相當接近台灣本身的潛在成長率﹝按經建會估計為5%﹞。此際，若想藉凱因斯學派或是靠中國觀光客等激勵需求面政策，台灣經濟成長進一步拉高的空間，其實若有也是有限。
台灣政界領導階層，應善加體會方案管理要徑法的精神，結合經濟專業，好好擘劃管理台灣經濟發展的核心策略。把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即是偏離台灣經濟發展的要徑。馬英九先生政治上主張與中國「終極統一」，經濟上主張西進中國的跳板策略，筆者的確替台灣人民捏一把冷汗。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林濁水先生在二月八日自由時報「減輕與狼共舞的危險」一文，恐怕過度樂觀，或只在於迂迴否定「積極管理」的必要性？高科技產業每100元的產值，僅剩不到17元留在島內。台灣高科技業創值能力已亮起紅燈！這其實是美、台、中產業鏈出了問題。◎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2-12-2007; 自由時報, 2-14-2007
台灣經濟策略必須建構在三大要素：台灣整體利益，經濟現實，以及經濟邏輯。一旦少了任何一個要素，都是有問題的。當前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台灣經濟總合供給面出現成長瓶頸，使可支撐的潛在成長率在過去十六年來呈長期性下降，造成消費投資等內需弱化，稅基萎縮，工資停滯，乃至社會中產階級呈現鬆動不安。
台灣過度利用中國做為世界工廠，是造成供給面問題的主因。本土資源的抽離，讓新興產業的成長無法彌補產業的快速外移，以致「創新毀滅」呈現動態失衡，削弱台灣經濟的創值能力。或謂：內需不足造成台灣經濟困境。這是倒果為因的誤診。
林濁水先生在二月八日自由時報「減輕與狼共舞的危險」一文云：西進中國的鴻海和留在台灣的晶圓廠和面板廠，「共同成為電子業兩支柱。一方面，透過規模經濟而有自我升級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共同架構起廣闊的利潤空間提供創新的機 會，創造去年高達三、四十家上市櫃、興櫃公司，獲利達一個股本以上，這是比起國民黨時代一年三、四家多出十倍的空前榮景」。這恐怕過度樂觀，或只在於迂迴否定「積極管理」的必要性？
以民進黨執政這段期間來說，台灣所謂「高科技」(包括機械設備;電腦/通信/視聽電子;電子零組件;電力機械器材;運輸工具;精密/光學/醫療器材等)產出量的成長率和附加價值率分別是：
|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 產出成長率(%) | 15.6 | -8.1 | 13.2 | 9.1 | 14.8 | 15.2 |
| 附加價值率(%) | 24.8 | 25.3 | 24.7 | 22.6 | 17.5 | 16.9 |
以「數量」來說，除2001年外，台灣高科技產業約以兩倍或三倍於經濟成長率的速度擴張，看起來好像很不錯，但附加價值率卻滑落到2005年的16.9%，六年內竟滑落將近八個百分點。高科技產業每100元的產值，僅剩不到17元留在島內，若再扣掉利潤，可供分配給工資的部份更是微薄。台灣高科技業創值能力已亮起紅燈！這其實是美、台、中產業鏈出了問題。
從2000-05年間，台灣高科技業「產出價格」大跌，其中機械設備，電腦/通信/視聽電子，以及電子零組件等跌落達50%以上。但同期間，高科技業「中間投入價格」，除電腦/通信/視聽電子類下跌20%外，不是持穩，就是上漲10%至30%不等。
高科技業中間投入主要來自美國等高階技術設備供應國。數字說明，台灣投入龐大資源西進中國所建立的美、台、中產業鏈，換來的卻是高科技貿易條件嚴重惡化: 辛苦工作，但創值有限。
真正睿智的經濟擘劃者，應更積極地建構「積極管理」策略，對美、台、中產業鏈三邊的「經濟距離」進行調整，以符合台灣整體利益。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外部風險成本內部化，是政府干預台、中雙邊經貿的經濟理論根據。「積極管理」是在於糾正市場的扭曲，並不是必要之惡。它不僅是政治正確，更是經濟正確。台北論述的盲點在此，民進黨新潮流的盲點也在此。』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1-12-2007; 自由時報, 01-16-2007
筆者在「與林濁水談經濟: 國際依賴」一文的討論，旨在強調僅以全球產業鏈架構國際依賴，以審視台、中經貿關係，絕對是不夠的。完整的策略思考，必須顧慮到台商西進中國參與建立該產業鏈可能引發資源排擠、創新毀滅失衡、貿易戰威脅等社會成本或風險。
所謂的「臺北主流觀點」主張對中國全面鬆綁，這也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的「未來台灣5大願景之一」。民進黨前新潮流也有「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的類似主張，但是台北觀點的立論基礎何在？恐怕經不住經濟邏輯的檢驗！
理論上，政府鬆綁西進中國的不干預政策，要能在站得住腳，至少需要三個嚴格的條件：
完全競爭的商品市場；
完整(Complete)的金融市場；
現實上，卻無一條件成立。一般比較陌生的是條件二：即台灣的金融市場必須已發展到具備完整的金融工具，因而足以沖銷、吸納西進中國的各種政經風險。
但是，審視黨政商的複雜交織，金管的缺失，以及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不完整等，筆者認為台灣金融市場根本沒有能力，透過自由市場機制，將西進台商所漠視的 政經風險，合理地置入他們自身的投資成本裡面，進而使得台商西進的個體抉擇不致於和台灣整體產生利益衝突。再說，即使金融市場有此能力，又有誰願自掏腰 包，投保西進中國加諸台灣整體的政經風險呢？
要之，外部風險成本內部化，是政府干預台、中雙邊經貿的經濟理論根據。易言之，「積極管理」是在於糾正市場的扭曲，並不是必要之惡。它不僅是政治正確，更是經濟正確。台北論述的盲點在此，民進黨新潮流的盲點也在此。
自由市場機制不是為萬能的，若無政府妥適有效的干預，在西進的外部成本無法內化為台商成本的情形下，資源一定會過渡抽離台灣本土，而折損台灣經濟長期可支撐的潛在成長率。
十五年來，西進投資中國絡繹不絕，美、台、中三角產業鏈也於焉完成。惟台灣經濟的潛在成長率也在同期間大幅滑落，粗估已降落在在4.5%到5.0%之間，近幾年實際成長率且多掉在潛在水準以下。而台灣勞工多屬無法自由跨業移動的生產要素，受害最深。
筆者曾強調，今天根本的挑戰並不是全球化，而是如何迎戰中國熱，以掙脫「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的危機，即是建立在上述經濟邏輯的推演，以及台、中過去十五年來的經濟整合經驗。很遺憾，執政的民進黨對於台灣的戰略路線，仍然模糊，缺乏自信，甚致擁抱所謂的「臺北主流觀點」。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林濁水先生從美、台、中三角產業鏈架構國際依賴，並認為台灣「對美的依賴絕非對中依賴所可比擬」。其實，這個觀點並無完整的 風險內涵，意義不大，且恐會不當地合理化當前政府遮遮掩掩的「蘇修路線」』
美國在三角產業鍊上游，佔全球GDP約五分之一，是創新技術供應國，也是最大消費國。美國景氣起落自然會波及全球各個經濟體，這是國際「總體經濟風險」，短期內雖會帶來景氣循環波動，但長期不會折損台灣的「潛在經濟成長率」。
例如，民進黨剛執政不久，美國高科技產業泡沫化，納斯達克股票指數由 2000年三月最高約5,200點崩落至2002年九月底的1,140點，導致台灣經濟在2001年嚴重衰退2.2%。台灣受創甚深，即因美、台是該產業鏈內的密切夥伴。惟一旦美國景氣復甦，台灣經濟隨即好轉。因此，台對美的經濟依賴實不足慮。
反之，在三角產業鏈另一邊，台灣和中國的依賴關係，則潛藏下列複雜風險：
一、資源排擠 ─ 這是指台灣資源分配演變成在配合中國發展需要，而陷入筆者在「與洪奇昌談經濟」一文所提及的「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危機。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台、中產業鍊的建立雖有利的一面 ，但也有社會機會成本面。過去十五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一路下滑，請問該產業鏈的淨利得在哪？
二、創新毀滅失衡 ─ 這是指上述資源排擠會進一步導致台灣技術創新趨緩，同時既有技術輸出或被中國模仿等速度過快，以致形成熊彼得式創新毀滅循環失衡。若然，台灣領先中國的技術差距將縮短，但落後美、日等國的差距將擴大，進而使台灣對外貿易條件惡化，嚴重阻滯國民所得成長。
三、貿易戰 ─ 這是指中國若發動抵制台海雙邊貿易，是有可能重創台灣，畢竟台灣出口貿易已逾四成集中於中國。
至於中國經由策動台商影響台灣政局等政治面風險，更是正在進行式。林濁水先生的三角產業鏈國際依賴觀，若能考量以上政經風險，將會比較完整，否則，的確與所謂的「台北主流觀點」同樣存有嚴重的策略盲點，無法阻止台灣長期「潛在經濟成長率」再探新低。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圖片來源：金石堂網路書店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2-21-2006; 自由時報, 12-25-2006
『今天根本的挑戰並不是全球化，而是如何迎戰中國熱，以掙脫「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的危機。台灣經濟的泉源，不是中國，而是存在於浩翰無垠的創新觀念領域。當「台灣」成為創新的代名詞時，全球市場自然為之敞開。』<相關評論> 1, 2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1-10-2006; 東森新聞報, 11-23-2006
『賽局理論的確能協助政府，從亞太地緣多邊﹝台、中、美、日、東協﹞戰略互動，謹慎處理台海双邊的經貿、政治、安全等複雜問題。但若如該社論聳動稱，「賽局理論說：全面開放」，那真是太扯了！』
日前於去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者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圖片)應邀訪台演講，據經濟日報社論引述，這位以賽局理論見長的學者在台表示：「台灣應高度開放，兩岸的互動愈多，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依賴愈深，台灣的危機就愈減少。」該社論竟大為欣喜，以「賽局理論說：全面開放！」為題，作出天馬行空的結論，謂：「簡單的賽局理論，清楚地指出兩岸最佳也是唯一的選擇。當政者可願三思？」
最近，筆者在自由時報一連以「經濟日報專業不及格」 、「 再論經濟日報專業不及格」、「自由貿易不等於自由放任」三篇撰文批判該社論屢屢浮現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現在該社論又借用諾貝爾學者的光環，試圖強化其一貫主張西進中國的正當性。
謝林博士在賽局理論的學術貢獻，令人佩服。但任何負責任的經濟策略，除了要符合策略目的與邏輯外，還要顧及經濟的現實。因此筆者日前去函請益，希望能獲回應。
一些特定媒體常常指責台灣政府「鎖國」，其實只在於服務其政治意識而已，因為台灣已屬高度開放，進出口貿易總額高達GDP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
即使按美國傳統基金會/華爾街日報發表的2006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在全球161個經濟體中，台灣排第三十七名，大約超越其中四分之三的經濟體。在亞太地區，台灣經濟自由度僅低於兩個城市經濟﹝香港排第一，新加坡第二﹞，以及三個已開發國家﹝澳洲、紐西蘭同列第九，日本第二十七﹞。至於南韓，僅排第四十五，尚落後台灣八名。中國則排第一百十一，遙遙落後，而且和印度一樣，一起被歸類為「大部份不自由」﹝mostly unfree﹞。歐洲的法國和義大利，雖屬先進工業國，但排名仍落後於台灣。
無疑，台灣仍存有相當大的空間，可進一步解除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但若說台灣現在是「鎖國」，那中國、印度、南韓，法國、義大利，以及更多國家等是不是都已鎖在抽屜裡？
賽局理論的確能協助政府，從亞太地緣多邊﹝台、中、美、日、東協﹞戰略互動，謹慎處理台海双邊的經貿、政治、安全等複雜問題。但若如該社論聳動稱，「賽局理論說：全面開放」，那真是太扯了！
台、中、美、日、東協等亞太地緣多邊關係可視為一個賽局，顯然，中國的戰略目標在於併吞台灣成為區域強權，但這個發展會衝擊美、日的太平洋戰略利益。在賽局戰略夾縫中的台灣，不論人口、面積、經濟規模，與中國對照之下，都呈現絕對的不對稱。台灣如何有能耐透過讓中國加深對台灣依賴，來降低中國霸權野心，以保台灣？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圖片來源：NPR
Remark: 筆者按行政院主計處資料計算◎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29-2006; 自由時報, 10-31-2006
針對歐洲商會呼籲政府儘速對中國進一步開放，民進黨政府應趁此機會向國際社會解釋台灣遭受中國軟性圍堵的困境，同時也讓老百姓嘹解台灣經濟問題的核心，以及當前政府的政策思維。
政府理應聲明，台灣原則上願為促進全球多邊開放經貿體制貢獻已力，但國際社會不應一方面呼籲台灣對中國經貿開放，一方面又對中國政府蓄意排除台灣於「東協加三」的東亞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之外，視若無睹。
去年舉行的印尼雅加達東亞高峰會議，在北京影響之下，決議透過「東協加三﹝中國、日本、南韓﹞」逐步推動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而台灣竟無法參與。另，由於多年來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的「南北利益衝突」不易調和，阻礙世貿組織進一步推動多邊貿易自由化，台灣政府也因而一直努力尋求與美、日等經貿夥伴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不過，仍因中國壓力，不得其門而入。
國際社會應想一想：何以台灣只被允許走入中國，而不能加入「東協加三」或與美國簽署FTA，以便走向全球全面性深化雙邊或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擁有豐沛的資金，以及廣泛的製造技術和管理經驗。國際社會豎立進入障礙，以順遂中國在經濟上孤立台灣的企圖，不僅是全球的損失，也對台灣人民極度不公平，更會扭曲台灣的政經發展。與歐美各國一樣，台灣也應在多邊互惠原則下，努力追求全球化，而不是被限制退縮成為中國化。持平說，在中國軍事上飛彈威脅，政治上圍堵，經濟上孤立台灣的戰略架構下，要台、中經貿關係正常化，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期待。
歐洲商會指出「台灣已喪失競爭力」，雖然值得政府警惕，不過歐商顯然未能洞悉台灣經濟問題的核心，而開錯了藥單。今日要重振台灣競爭力，當中一環，就是台灣必須重新強化連結美、日、歐等技術領先國家，而不是中國。過去十五年來，在台、中雙邊經濟整合下，台灣經濟成長一直弱化，而過去引以為傲的高科技產業也已快速失去光環。
筆者按行政院主計處資料計算(如上圖)，1990年代前五年，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率平均尚有27.6%，但1990年代後五年即降為25.5%。民進黨執政後從2000年到2005年這段期間，該平均附加價值率又進一步滑落至22%，而去年更低落到16.9%。換句話說，現在台灣高科技產業每100塊錢的產值，平均還不到17塊錢可供分配給員工、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
事實顯示，台商輸出資本技術，以連結中國的長期西進策略，反而削弱了產業在台灣本土創值的能力。重新連結美、日、歐，此其時矣。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資料來源：美國智庫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TPPC)按台灣政府統計繪製葉先生說：「李登輝執政後，於1996年對兩岸經貿祭出「戒急用忍」政策，台灣經濟即開始走下坡」。無獨有偶，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稍早之前在九月二十一日社論「自由貿易對台灣是禍？是福？」也說：「 1996年李登輝前總統對兩岸經貿祭出「戒急用忍」政策後，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筆調神似。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不仿讓數字自己說明：1980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為8%，而1990年代前五年﹝1990-94﹞降為6.9%，1990年代後五年﹝1995-99﹞再降為5.8%，而民進黨執政2000-2005這段期間又進一步降為3.6%。
自進入1990年代後，台灣經濟成長率就從未再回升到8%或8%以上的水準，而且很明顯地呈現長期減緩的趨勢。何以1996年會是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的起始年度？葉先生不覺得跟那篇社論一樣，都扭曲了事實真象！
既然在過去十五年這麼長的一段期間，台灣經濟成長逐年弱化，那不就是說背後一定有些超越黨爭的根本要素在做祟，否則，應不會自1990年代起，每隔五年平均經濟年成長率就往下掉一個或兩個百分點。關於這個問題，筆者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在東森論壇發表「台灣的選擇：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一文，曾試著提出較完整的分析，並指出台灣經濟成長減弱，薪資成長滯緩，以及所得高低差距擴大等問題，其實是全球現象的縮影，台灣不是一個特例，而且「中國因素」是全球現象的重要因子。
以台灣和香港這兩個與中國經濟緊密整合的經濟體來說，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統計數字，從1990至2003年，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為5.3%，香港更低為3.7%，但同期間中國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高達10%。最近兩年隨著全球景氣持續回升，台灣經濟成長率由2003年的3.4%彈升至2004年的6.1%和2005年的4.1%，而香港更由2003年的3.2%勁升至2004年的8.6%和2005年的7.3%。
很遺憾，葉先生長期參與台灣經建規劃，竟然也看不到台灣經濟成長在過去十五年期間逐漸弱化的根本要素，也和一些媒體一樣，輕率地把長期性的經濟問題歸疚於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於1996年9月14日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主張，以及所謂「陳水扁總統執政，以意識形態治國，對兩岸經貿箝制更緊，再加以治國無方，對台灣經濟更是雪上加霜。」這些陳述非常熟悉，經常出自一些特定媒體和政客，但嚴謹的証據在哪？
的確，陳水扁總統在執政的前面六年期間，迄未以有效策略扭轉台灣經濟的長期頹勢。不過若說成是因為「以意識形態治國」所致，反而顯示說者是以「意識形態」解釋經濟現象，不然怎麼會把1996年視為切割台灣經濟由好轉壞的關鍵年！
其實，領袖怎麼可能會沒有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沒有意識形態，又如何產生核心價直，以引領政經理念和政策架構？姑不論陳水扁總統是何意識形態，但葉先生是如何觀察到，台灣與中國經貿箝制更緊縮，以致讓灣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事實不是正好相反嗎？按陳水扁總統於2001年召開經發會後，隨即宣示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這不就等於是在執行意識形態上堅持「一個中國」的在野政黨，其平日所鼓吹的西進路線。結果呢？2000-2005期間的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還是屈居東亞四小龍之末。加上政爭不斷，台灣經濟如何有辦法振衰起敝？
陳水扁總統終於在今年元旦宣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試圖微調過去六年來「積極開放」的西進路線，但是八年任期行將屆滿，已時不我予。而且整個政府官僚系統的策略思維，與葉先生一樣，仍然是鎖在仰賴外資與外來低階技術的中國，如此西進路線如何能為台灣開創新局？
關於西進路線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得失，筆者上月在自由時報適發表「經濟日報專業不及格」和「再論經濟日報專業不及格」兩篇論述，先後分別駁斥經濟日報八月十七日社論「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以及其後續發表於九月二十四日自由時報「駁斥林環牆對經濟日報之不實指控」一文。筆者與經濟日報論戰文章收錄於「福爾摩沙政經評論」(http://formosan-voices.blogspot.com)，正好可以回應葉先生的類似觀點。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緣此，在資本和技術兩者的流量和流向的範疇，政府的政策管制與誘因機制，不僅必要，而且存在相當大的干預空間。此一思維和追求多邊開放的自由貿易並無抵觸。有些媒體常常以所謂「鎖國」批判政府管制流向中國的資本和技術，事實上，是過度延伸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政策意涵。 照片來源：The Warren J. Samuels Portrait Collection at Duke University.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14-2006; 自由時報, 10-17-2006
經濟日報九月二十一日社論「自由貿易對台灣是禍？是福？」引據自由貿易理論，再度針對台、中經貿開放遭到杯葛，批判某些專家學者，謂：「推波助瀾，誤導政策，將使台灣經濟一蹶不振」。
該社論對自由貿易理論的了解，停留在肇始於十九世紀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李嘉圖 (David Ricardo, 照片)，以國際比較利益為核心理念的新古典分析架構。沒錯，依據新古典貿易理論，自由貿 易促進國際比較利益分工，讓各經濟體各蒙其利，即使某些產業會產生如環境污染、噪音等外部不經濟問題，此一理論也排斥管制貿易作為糾正性的政策干預。
基於此，筆者也認為，在商品貿易的範疇，台灣對外貿易，包括台、中双邊貿易，應朝自由貿易的大方向推動，讓台灣最終成為「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島，也讓台灣產業澈底在全球自由競爭下，經由比較利益法則，合理化資源分配。
然而，新古典貿易理論演繹的自由貿易，並不意謂自由放任。任何政策邏輯的延伸，必須考量理論本身的假設前提。該理論的重要假設包括全球技術固定不變，以及全球經濟不存在任何風險。因此，基本上，新古典貿易理論是靜態的，並無法解釋在風險狀況下技術進步帶動一個經濟體發展的長期動態演變過程。台灣的經濟發展愈 來愈依賴技術創新，因此在引用該理論作政策辯護時，不可不慎，以免成為理論的奴隸而不自知。
按1980年代末期開始，經濟學界已逐漸將研發驅動技術創新的「內生經濟成長」理論，整併成嶄新的國際貿易動態分析架構。研究發現，在自由化促進國際經濟整合下，一些 經濟體有可能因金融體制落後，不具備評估與分散風險的機能，以致本身資源離開高風險、高報酬的創新投資，而轉向集中流入低風險、低報酬的非創新投資。結 果，長期的經濟成長動能反而弱化了。
當今全球研發支出百分之八十高度集中於美、日等少數先進國家，而且源自此創新中心的先進技術，不是全球擴散的，而是只有本身積極從事創新投資，同時又與其經 貿整合密切的經濟體，才有可能受惠於此一技術擴散的外溢效益。因此，政策引導資源流入全球創新中心，不是更能拓展台灣的技術疆界，以強化經濟成長動能嗎?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經濟日報社論患了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9-24-2006；自由時報, 9-24-2006 針對經濟日報社論「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 當前台灣經濟呈現的諸多現象，如經濟成長弱化、失業率攀高 以經濟成長率來說，1980年代平均每年8%，而1990年代前五年降為6.9%，1990年代後五年再降為5.8%，而民進黨執政2000-2005這段期間又進一步降為3.6%。 在台商大舉西進中國促進台海雙邊經濟整合下，台灣累計投資中國高達3000億美元以上，而去年台灣的R&D投資估計也才增至86億美元而已。前者促進台、中產業垂直整合，後者則在於創新將來 在產業垂直整合形成的供應鏈下，「台對中貿易出超 在邏輯上，上述對外貿易出超替代效果與經濟成長弱化的雙重現象 該報又說：「台灣對大陸出超金額遠大於台商對大陸的投資 關於台、中經濟整合，政府須深入評估其邊際社會利益與邊際社會成本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Remark: 本文是部落格專論「錯誤的單面向西進論」(9-1-2006)的濃縮版，與自由時報同步刊登。 「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這是「專業」的經濟日報前不久的社論標題，正好可以徹底檢視西進論者的依據。 這篇社論說：「政黨輪替六年來，台灣對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平均每年僅增加四‧九％，而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則增加十六‧六％，使總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八‧二％。」意思是台商到中國投資，提高台灣出口增加率。 其 實，這組數字適足以證明，台商到中國投資，並沒有讓台灣總出口平均年成長率回到兩位數字。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率所以高於對全球出口成長率，反映的是台商投 入龐大資源，建立台、中、美全球商品供應鏈，所產生的產業垂直整合與貿易轉向的替代效果，但台灣總合外貿並未因而較東亞鄰國活絡，反而在世界主要市場的佔 有率日漸萎縮。 該社論又說：「若不是台商到大陸投資，所創造的對大陸巨額出超，台灣早已成為入超國家；而目前央行所擁有的二千六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能只剩下不到五百億美元了。」 台對中雙邊貿易呈現出超，是源於國際比較利益分工的結果；而台灣對全球貿易是出超或入超，則決定於台灣內部儲蓄是大於或小於對內投資，這是台灣總體經濟失衡的必然結果，不可混為一談。筆者今年二月七日在自由廣場發表「台灣順差不是中國恩惠」，駁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吹噓台對中雙邊貿易出超的意涵。經濟日報犯的，正是和國台辦一樣的錯誤。 也因為前述兩點錯誤認知，這篇社論自然有了以下錯誤結論：「近六年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尚能有三‧六％，主要靠外需即出超迅速擴大的貢獻，而近六年 出超迅速擴大，又全賴對大陸出超的擴張。近六年來，若沒有對大陸巨額出超，變為入超國家，外需將大為萎縮，則近六年來台灣的每年經濟成長率，就降到二％ 以下。」自問自答說台商到中國投資擴大外需，提高台灣經濟成長。 事實上，在整個長達十五年以上的台、中經濟整合 過程中，呈現的是台灣經濟一直走下坡，薪資實質負成長，以及稅基萎縮、政府財政困難等；同時也造成了 台灣的外需日益擴大依賴台、中產業垂直整合衍生的貿易關係。這個外需貿易關係的建立，大量磁吸了台灣內部資源，以致排擠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支出等台 灣內需。如果現階段把台、中產業垂直整合衍生的外需拿掉，台灣經濟成長和就業機會當然會進一步減弱，但這並不表示台、中經濟整合已提高了台灣經濟成長或擴 大了就業機會，因為台、中長期的整合經驗本身已是有力的反證。 這也是筆者所一直強調：評估現階段台商到中國投資的正確方程式是，政府如何運用政策，讓走向中國建立產業垂直整合與投資台灣積極創新這兩個軸線，得維持活潑的動態平衡，以壯大台灣。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9-6-2006; 自由時報，9-6-2006
『個體與整體抉擇的衝突，是政府決策者無可迴避的行政與政治責任。台商西進投資中國究竟是否已衝過頭，不能單面向地觀看利益，而忽略了社會成本。經濟日報社論很明顯刻意強調台商到中國投資對台灣的利益，但是它不僅對加諸台灣的社會成本略而不談，就連經濟問題的連動關係也常倒果為因。』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9-1-2006; 東森新聞報, 9-4 & 9-5-2006
經濟日報八月十七日發表一篇社論「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聲稱以經濟專業報紙立場，分析台商到中國投資對台灣經濟的好處。通篇分析呈現單面向的利益陳述，筆者特為文指正。
經 濟學是一門抉擇的科學，在於研究如何讓社會資源達到最有效率的分配，俾提高全民福祇。因為資源有限，社會上任何抉擇都會涉及利益與機會成本的抵換。個別企 業的行動抉擇，即令符合本身成本利潤的核算，也不必然會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當個體抉擇的社會邊際利益不足以彌補其社會邊際成本時，就會出現個體觀屬於理 性，而社會整體觀屬於非理性的抉擇衝突。
類 此個體與整體抉擇的衝突，乃形成政府干預民間經濟活動的公共政策空間。理性的政策干預和自由經濟其實並無衝突，反之是政府決策者無可迴避的行政與政治責 任。台商西進投資中國是屬於個別企業的抉擇，究竟是否已衝過頭，對台灣是好或是壞，不能單面向地觀看利益，而忽略了台商西進中國的集體行為是否已對台灣構 成了龐大而難以承受的社會成本﹝包括投資低迷，經濟成長大幅減緩，高低所得分配拉開，勞工實質薪資負成長，以及稅基萎縮，政府財政困難等﹞。
即令單面向觀看台商西進的社會利益，該篇社論分析也是不成邏輯。
該社論說：「政黨輪替六年 來，台灣對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平均每年僅增加4.9%，而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則增加16.6%，使總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8.2%。」該社論竟然天真地認為台商到中國投資提高台灣出口增加率！
其 實，這組數字適足以証明，台商到中國投資並沒有讓台灣總合出口平均年成長率回到兩位數的成長。台對中出口成長率所以高於台對全球出口成長率，正是反映台商 投入龐大資源，建立台、中、美全球商品供應鍊所產生的產業垂直整合與貿易轉向的替代效果。台商從這個供應鍊是獲得生產成本效率利益，但台灣總合外貿並未因 此而較東亞鄰國活絡，反而在世界主要市場的佔有率已呈萎縮之勢。
該社論又說：「若不是台商到 大陸投資，所創造的對大陸巨額出超，台灣早已成為入超國家；而目前央行所擁有的2,600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能只剩下不到500億美元了。」
事實上，台對中双邊貿易呈現出超是源於國際比較利益分工的結果，而台對對全球貿易是出超或入超，則決定於台灣內部儲蓄是大於或小於對內投資，這是台灣總體經濟失衡的必然結果，根本不可混為一談。筆者已於二月七日自由廣場發表“台灣順差不是中國恩惠” 一文駁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今年元月二十四日記者會同樣吹噓台對中双邊貿易出超的意涵。
經濟日報該篇社論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解釋，陷入單面向的直覺，而演變成倒果為因的笑話。
『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並不是獨立的議題，它的運作必須定位在配合或服務建構台灣成為創新導向經濟的策略目的。』 爭議不斷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終於在上週七月二十八日晚間閉幕，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隨後於閉幕記者會表示：「兩岸經貿風險管理不是開放與緊縮的問題，而是如何建立有效掌握並處理風險機制。」 若 沉靜審視蔡副院長這段會後說明，似乎隱涵只要風險能獲有效管控，應該可以進一步開放投資中國。蔡英文顯然並沒有真正多角度照視台、中經貿關係的多重問題。 蔡副院長主導經續會，又是內閣少數擅長於策略思考與政策論述的政務官。若連如此優秀政務官，對於台、中經貿投資之衝擊台灣經濟永續發展，都只是看到風險管 控一個面向，那麼時下媒體所謂的「蘇修路線」，果真堪憂！。 台、 中經貿關係有兩個層面需要嚴密思考，其中過度集中投資中國衍生的政治經濟風險的確是一個迫切的重要層面，而蔡副院長也表示行政部門將深入檢討，以找出更好 的管理機制。不過，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層面，則涉及台灣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問題。蔡英文似乎並未將這第二個層面納入台、中經貿關係對策的思考架構內。 從長期來看，即便政府能有效管控投資中國的政經風險，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的制訂，仍然必須置放在台灣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策略架構下，以確保內部資源不致於被中國過度磁吸，進而造成台灣經濟「創新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循環過程陷入失衡。 因為在全球化與國際爭相擴大研發投資、強化技術競賽的情況下，台灣絕對需要具備足夠的創新能量，以使本身開發新產品(或製程)的成長速度得與其舊產品(或製程)遭淘汰或外移的速度，維持一定程度的動態均衡。否則，台灣在全球價值鏈(Value Chain)的位階將不升反降，導致對外貿易條件惡化，難以提昇技術創新帶動的經濟成長動能。 基 於這樣的認識，政府在研擬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時，除了必須審慎地管理政經風險外，也必須同樣審慎地考量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問題。因此，當前真正迫切需要 的，其實是研擬整套符合台灣當前發展階段的創新導向經濟競爭力策略。而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並不是獨立的議題，它的運作必須定位在配合或服務建構台灣成為創 新導向經濟的策略目的。 民進黨執政六年來，台灣的資源一直是「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動態失衡態勢。雖然台灣在全球技術專 利競賽非常的優異，但是顯然這些技術創新並未真正在台灣內部有效轉化成足以推動總體經濟成長的關鍵力量，這意謂台灣經濟創新毀滅的循環過程已經出了問題。 此次經續會在洋洋灑灑五百多項政策建議中隱現「蘇修路線」，並以「綠色加值島」為台灣願景，事實上已模糊了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策略主軸。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8-1-2006; 自由時報，8-9-2006
對此情勢的演變，海內外專家早已不斷發出警告，並提出經濟戰略以為因應。無奈政府與朝野政黨始終無法跳出「兩岸關係」的狹隘思維，而行政體系政務官 也從未見其主動做有意義、有前瞻視野的政策討論或辯護。今天台灣社會瀰漫悲觀氣息，雖然政爭不斷，但無論如何，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難辭其咎。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最近一再呼籲，台商赴中國投資，等於是在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的過去而已。台灣怎麼可能經由複製過去，建設今日，再創新將來？ 經濟成長的動能來自於投資，但應該投資於將來的創新或是過去的複製，孰輕孰重不證自明，卻正是台灣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不能繼續在「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路線走下去。否則，經濟上「台灣化」的中國，終將反噬而把台灣「中國化」，形成廣大共產中國政經體制的 一部份。不僅台灣人民所得將被往下拉向中國工資水準，台灣主體價值也將淪喪，也將深遠衝擊亞太地緣政經安全的既有架構，升高台灣更難掌握的不確定性風險。 因此，鑒於台、中規模的絕對不對稱，台灣的經濟戰略絕對必須針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機會，以及潛藏其背後的多重風險，做出兼顧政、經、安全等多角度的平衡因應。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透視，對台灣來說，中國熱其實就是中國版的「荷蘭菌」（Dutch Disease）。荷蘭曾於一九六○年代發現天然瓦斯，卻因這個西歐小國的資本和人力過度湧入此一資源的開發，造成該國製造業遭扭曲掏空，挫弱其原有的國 際競爭力。新資源的發現，竟反而傷及荷蘭整體經濟利益，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於一九七七年首次稱此為「荷蘭菌」病症。中國熱，也一直在扭曲台灣資源分配，可以 說台灣經濟已產生荷蘭菌病症！ 無疑，要治癒台灣的荷蘭菌病症，經續會必須提出有效政策，以扭轉當前「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並進而誘引資源投入台灣將來的創新發展，這是經續會成敗的關鍵。 (作者為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美國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經續會成敗關鍵：扭轉「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 引導資源投入台灣的創新發展』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7-20-2006; 自由時報, 7-26-2006
<相關政策建議>: 1 2 3 4 5
從最近經續會各分組會議討論來看，可能最後又陷入在台、中經濟關係打轉，無法產生整套策略方案，以解決台灣經濟成長弱化與實質工資停滯不前的雙重結構性問題。
台灣經濟的戰略，必須盱衡時代的演變而調整。由於戰略模糊或執行無力，台灣近六年來資本和技術大量外流中國，內部卻是投資低迷，以致整個資源分派，竟然演變成在配合中國崛起的發展需要。顯然，台灣主體性的整體利益和安全，已不斷地遭受侵蝕。
蕭萬長的建言再度凸顯台灣亟需長遠的策略思維，筆者也在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並期勉本月底即將召開的經續會真能擘劃台灣經濟願景。政府應重新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以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替代之。』
◎林環牆，部落格專論，7-14-2006; 東森新聞報, 7-17-2006; 自由時報, 7-24-2006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蕭萬長先生最近在「台灣經濟發展願景」會議指出，將以台灣在2015年建立具3B的全球加值服務中心為發展願景，希望10年平均經濟成長5%以上，並以每人GDP3萬美元為目標，因此建議政府部門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
台灣是一個小規模開放型海島經濟，要永續提昇人民生活水準的途徑有二。
第一為技術帶動的總合生產力(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成長，這是一個已工業化經濟國內總合產出(GDP)得以持續成長的關鍵。
第二為技術帶動的對外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的改善。正因為台灣是小規模經濟，無法自給，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除了須透過總合生產力提高產出外，也須藉由國際貿易與他國相互交換商品和服務。
例如，當國際石油，或醫藥，或先進專利技術等進口價格不斷攀高，而台灣資訊電子產品等出口價格相對跌落時，即表示台灣人民必須以更多工時的投入，換取等量或更少的進口。此即台灣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抵消掉台灣本身因技術進步帶動的TFP成長，進而拉下人民生活水準。
以上提到的「技術」一詞，不只是工程或科學上狹義的技術，而是指一個經濟上更抽象但更廣義的投入/產出關係。任何創新的概念，例如製程、產品、產業結構、商業模式、以及政府政策或社會組織等的創新，均會促進技術進步。而這當中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創新」(Innovation)—的確，價值的創造已愈來愈仰賴 概念或知識的創新。
誠如美國前聯邦準備局(Fed)主席葛林思班前(2004)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史丹佛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經濟高峰會議演講時指出，在美國經濟總產出中，強調知識創意的「概念化」產出比重一直在持續成長。筆者相信台灣經濟未來也將邁向這個大趨勢。
當然我們要把概念化產出稱做「服務」也無不可。但是若要建議政府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則須再三斟酌。事實上，當前更迫切需要的，是重新 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研擬代之以更 廣泛、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
台灣過去實施以來的產業租稅獎勵政策，可能傾向於誘發水平創新，過度茲生類似廠商。例如，台灣筆記型電腦產出一度佔全球市場高達80%，但是台灣廠商竟然沒有議價能力，雖然生產力高，卻無法對台灣對外貿易條件的改善做出貢獻，反而外移全部生產線。換言之，政府的產業政策很可能營造了一個自我砍殺貿易條件的產業組織。
經續會能否成功，端視其會議結束後的概念產出是否能為台灣經濟未來TFP和貿易條件的雙重提昇，奠定永續基礎。後記：自2001年因全球技術泡沫化台灣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後，筆者已發表一序列文章討論台灣經濟策略議題，並收錄於個人部落格福爾摩沙政經評論(http://formosan-voices.blogspot.com)，供各界參考。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7-1-2006; 自由時報, 7-5-2006
南方朔六月三十日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台灣反淘汰的冰山一角」的評論，竟以中國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發展，而聳動地結論謂：“台灣學術力和知識力的惡化，我們不妨反省一下，我們社會其實早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了！”。
筆者身為國際經濟學家，對南方朔天馬行空的跳躍式論斷，感到非常詫異。
任何經濟體都各自有其本身的發展階段。中國屬於低所得的開發中國家，國內資本存量(按人均基礎的公共設施、廠房、設備、住宅等)低，但勞動供給不僅相對地，更是絕對地非常充裕。中國這種生產要素結構必然產生相對較高的固定資本邊際報酬，以及相對較低的邊際勞動生產力(此即表示廉價工資)，進而形成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結合中國勞工的經濟條件。
於是，外資湧入加上中國本身的儲蓄，促進中國國內資本存量快速累積，從而啟動資本累積和成長的互動循環，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率推向每年10%的高檔。這是低所得經濟體在邁向長期溫和均衡成長前的一個過渡階段(transitional stage)。
在此一過渡階段，經濟成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的累積來驅動。譬如，假定資本所得佔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的1/3(此即暗示工資約佔GDP的2/3)，以及假定中國勞動力的成長率為零。那麼只要資本累積速度為每年30%，中國即可維持每年10%(=30%乘以1/3)的經濟成長率 。事實上，中國經濟即是接近此一假定狀況成長起來的。
台灣和其他東亞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已經走過高成長的過渡階段：固定資本已不再快速累積，因為資本邊際報酬已經遞減下來，而工資也已相對較高。假定資本所得佔台灣GDP的1/3，則在其他狀況不變下，如果台灣資本累積速度減緩為每年10%，其每年經濟成長率僅能維持在3.33%。
隨著資本累積不斷深化(deepening)，資本邊際報酬終必遞減，從而導致資本累積和經濟成長兩者都緩慢下來。這是任何經濟體在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總合供給面一定會面臨的成長瓶頸，而中國的發展最終也肯定會受制於此一經濟法則。是以，中國經濟成長較快，台灣經濟成長較慢，基本上是因各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南方朔指稱台灣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適反映其昧於經濟發展理論與現實。
供給面的成長瓶頸必須經由供給面切入。因此，技術創新乃是台灣當前克服資本邊際報酬終遞減和成長動能弱化的唯一途徑。而台灣在這方面的實力是相當樂觀，居東亞四小龍之首，遙遙領先中國。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