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驗，非常直得各界借鏡來思索台灣政經策略。馬、蕭實不宜莽撞，誤以為「中國」將是台灣再堀起的平台，其實「香港經驗」告訴我們：邁向「兩岸共同市場 」不是一帖補藥，而是一加速台灣經濟「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危險工程。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03-08-2008; 蘋果日報, 03-17-2008
蕭萬長先生三月五日召開「為台灣經濟找出路，兩岸市場說分明」記者會，終於承認自己曾提過「一中市場」，不過卻也強調「兩岸共同市場」是台灣經濟的一帖補藥。
事 實上，在「一中各表」框架下，透過「兩岸共同市場」的建立，將台、中雙邊關係由「經濟統合」過渡到「政治統合」，這樣的政經內涵，蕭先生在淡江大學演講文 稿中，已白紙黑字交待得非常清楚。這恰巧也呼應了馬英九先生的「終極統一」主張。不過「兩岸共同市場」何以會是一帖補藥，倒是仍模糊不清。
儘管馬、蕭都已從「兩岸共同市場 」的原先立場有所退卻，不過，兩者追求台、中進一步經濟統合的政策主調，其實仍毫不含糊。
香港經驗，非常直得各界借鏡來思索台灣政經策略。香港比台灣更早，也幾無限制地已和中國大陸完成緊密的經濟統合。所謂「政治統合」，其實也可說完成了。香港是全球最高度自由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按美國傳統基金會，香港經濟自由度指數當前排名全球第一。
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成長率多維持在百分之十的高水平，而香港與中國大陸又是如此緊密連結。照理說，以西進中國論者的邏輯來說，香港應是蓬勃發展，但事實卻非如此！
自1990年迄去﹝2007﹞年止的十八年期間內，香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只有4.34%而已，低於台灣的5.43%。若以東亞金融風暴﹝或者李前總統實施「戒急用忍」﹞的起始年1997作為分水嶺：1990-1996，香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4.89%，低於台灣的6.89%；1997-2007，香港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3.99%，亦低於台灣的4.50%。
以民進黨執政第一個四年期間﹝2000-2003﹞來說，全球高科技泡沫化把港、台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連袂分別拉下至3.33% 及2.94%﹝若按每人實質GDP，港、台平均每年成長率則分別拉下至2.86% 及2.40%﹞。
香港早與中國大陸緊密地經濟統合，但仍歷經十幾年漫長的景氣低迷，一直遲至民進黨執政第二個四年期間﹝2004-2007﹞才穩定邁入短期景氣循環的擴張階段： 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終於升高至7.2%﹝台灣為5.3%﹞，而每人實質GDP年成長率亦挺升達6.5%﹝台灣為4.9%﹞。但隨著美國次級房貸風暴逐漸擴大，加上油價等飆漲，港府預測香港今年經濟成長率將下墜至4-5%的範圍內，一如台灣。
馬、蕭實不宜莽撞，誤以為「中國」將是台灣再堀起的平台，其實「香港經驗」告訴我們：邁向「兩岸共同市場 」不是一帖補藥，而是一加速台灣經濟「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危險工程。
在上世紀最後十年﹝1990-1999﹞，香港製造業產出佔實質GDP的比率由最初16.7%一路滑落至5.3%。進入本世紀迄今，此一比率已持續下降到3%。在港、中經濟統合下，香港加速「去工業化」，著實令人瞠目結舌！
如今，香港已是十足的服務經濟﹝service economy﹞，是世界進入中國華南的門戶，也是亞太區域金融及營運中心。作為一個高度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城市經濟」，這是香港不得不選擇的一條終極發展路線。
但香港勞工在「去工業化」下，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在上世紀最後十年，香港製造業實質工資平均每年僅增加0.53%，而即使包含製造業、服務業等在內的各業平均實質工資，也只每年增加1.10%﹝台灣為3.90%﹞，遠低於同期間已屬微弱的香港經濟成長率﹝按平均每年3.59%﹞。
即便最近幾年進入景氣循環的擴張皆段，香港2000-2007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雖爬升達5.28%，但各業平均實質工資僅每年微增0.91%。換言之，資本家拿走了香港經濟成長的絕大利益，資本家和勞工所得分配乃呈長期性惡化，遠逾日、台、韓的程度。
在相當程度上，台灣已步入香港「去工業化」的後塵，製造業產出佔實質GDP的比率已由1990年的31.2%下滑至當前約20%的水平，長期可支撐的經濟成長率也已然下降至5%左右，而在最近八年期間，無論是製造業或各業平均實質工資平均年增率甚至都不及經濟成長率的四分之一。
的確，隋著經濟發展層次逐漸提昇，藉助「去工業化」釋出資源已支援服務業的成長，不僅無可避免，且毋寧是必要而建康的。但是台灣並非香港：台灣研發投資佔GDP約2.5%，但香港遙遙落後，迄未跨過1.0%的門檻。台灣具備發展成亞太高階研發及製造重鎮，但香港無此能耐。
馬、蕭「亞太營運中心」及「兩岸共同市場 」等主張，其實都有「台灣經濟結構香港化」的影子，這無異也將陷台灣經濟於加速「去工業化」的危機中。台灣人民怎能不警剔？
(作者為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Remark: 本文所引用經濟數據都來自台灣或香港政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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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評論:
兩岸共同市場的國際比較利益逆轉
「兩岸共同市場」就是「一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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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共同市場的理念與實踐
作者： 蕭萬長
發表日期：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淡江大學名人講座
約四年前，報紙上出現一個政黨的廣告文宣，文宣的標題是：「笨蛋！問題在兩岸！」這句標語是從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柯林頓攻擊布希的著名文宣：「笨蛋！問題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 轉變來的。
柯林頓提出那句文宣口號的背景是，當時的布希總統主要精力放在國際問題上，美國人民覺得布希不重視國內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布希執政時，美國的經濟已從雷根時期的景氣高峰走進谷底。柯林頓這句競選標語，打贏美國選民的心，對他贏得選戰有不小的幫助。
當「笨蛋！問題在兩岸！」這個口號在台灣喊出後，有兩種不同的反應。第一種是：「這句話說出了我們的心聲。」第二種是：「這句話把問題太簡化了，不能把台灣的所有問題化約為兩岸關係。」
我會舉這兩句政治文宣口號來做開場白，是因為這兩句政治口號道出了這幾年來令台灣人相當不安的兩個議題：經濟與兩岸。對一九九○年代初的美國人而言，經濟 主要被認為是內政問題，他們希望國家領導人多把心力放在自家的柴、米、油、鹽問題上。不過，對外貿起家的台灣而言，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對外經貿往來，而對 外經貿關係也成了我們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思考台灣的出路
一九九○年代之後，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貿易逐漸增加。演變到今天，中國已成了台灣對外經貿關係中最重要的對象。台資企業超過六萬三千五百家，總投資額 將近四百億美元，是中國第五大外資來源。二○○四年中國一大出口商當中，台資企業佔了二十一家，前二十名中更佔了八家，大家熟悉的鴻海、廣達和華碩三家電 子資訊公司在大陸投資創立的公司，分別居前三名。而在貿易方面，二○○四年台灣對中港澳貿易總額近八～三十億美元，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將近四分之一。中港 澳三者合計，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三大進口市場。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超過四五十億美元。
如果各位去查閱一九七○、八○年代的台灣媒體，可以發現很多有關台美貿易的報導。這些新聞常會出現：「台灣對美出口再創新高！」這類很興奮、驕傲的文字。 不過，這幾年當台灣談到對中國大陸的經貿投資一再創新高時，卻不時透露出一種不安的感覺。這種不安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在軍事上，中國大陸一直是 台灣最大武力威脅的來源；第二，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參與全球化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中，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面對中國大陸，對台灣而言，「全球 化」的主要內函就是「中國化」。
?o兩種不安，說明了台灣在二十一世紀新的國際政經局勢中難以調適。新局勢中兩個最重要的變化：經濟上，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發展；在國際政治上，中國大陸已被普遍認可為一個崛起中的超級強權。
一九九○年代末以來，台灣民間對中國大陸投資貿易熱絡進行，但台灣政府在兩岸關係上卻是保守的，也因此造成國家經濟發展策略上的猶豫。這種困境已持續很久 了，讓台灣的生命力白白地消耗，讓台灣的成就愈來愈低。以前台灣人會問：「日本行，為什麼台灣不行？」「新加坡能，為什麼台灣不能？」而現在呢？連南韓都 超越台灣了。
我個人看到台灣九○年代末以來所陷入的困境，心中非常焦急。自己一輩子投入台灣的經貿事務，親身參與所謂「台灣奇蹟」，曾經與民間企業一起在全球各地打 拼，開創台灣的外貿市場，一磚一瓦地建立起台灣這個貿易強國。當台灣在國際經貿領域中大展身手的時代，台灣是國際政治領域中的孤兒。不過，我們用經濟實力 讓各國肯定我們的存在，突破了外交防線，在愈來愈多的國家設立經貿代表處，最後我們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遺憾的是，台灣如今卻自陷困境， 讓過去累積的經濟實力一點一滴流失，在國際經貿戰場中失去優勢。對我這樣從經濟建設退下來的老兵而言，這是件多麼難以接受的事。也因此，這幾年來我把精力 投入台灣經濟發展的思考：到底台灣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新國際環境？在這個新的情勢中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與中國大陸交往？這些思考也讓我逐漸形成了「兩岸 共同市場」的理念。
經濟全球化
首先，我們先從國際經濟的大環境來看，瞭解一下到底柏林圍牆倒了之後，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
冷戰結束之後，對全球經濟而言帶來最大的衝擊是：原有的經濟疆域突然一下子擴大了，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擴張。前共產國家相對貧 窮，當時他們還無法成為重要的消費市場，但是他們釋出大量的勞動力與天然資源，包括土地、石油等等。這些資源吸引著原本屬於所謂「自由民主陣營」國家的投 資者注目，他們大量把生產基地移到這些新興國家，使用當地便宜的生產資源，製造更廉價的商品。傳統上大家對品牌的認同，主要來自這個製造國家的科技、管理 能力。如果是來自德國、日本的商品，通常被顧客認為是「高品質」的同義詞。但是現在，不論是德國、日本或義大利的產品，大部分是在第三世界代工生產的，即 使在本國原廠組裝，裡面大部分的零件也是來自第三世界的協力廠。十幾、二十年前，台灣代工技術世界一流，為台灣賺進大量外匯。如今，台灣已面臨愈來愈多挑 戰者，在許多中低階
產品上的優勢不再。
全球經濟疆域擴大，不一定能順利地建立起新的分工網絡。但是感謝資訊科技的進步、運輸技術的進步，形塑了一個互動頻繁的地球村。在一九六○年，從紐約打三 分鐘國際電話到倫敦，要花六十塊四毛美金，到了二○○○年，只要四毛美金。此外，從一九二○年到一九九○年，海運成本降了七成，一九三○年到一九七○年， 空運成本降了八十四%。近年來，運輸業者發展出更有效率的運籌中心，讓空運成本更加降低。根據UNCTAD報告表示，每減少海運及空運運輸成本1%將為亞 洲GDP增加三十三億美金。
這些技術與經營管理模式的改變，終於讓全球經濟運作方式在一九八○年代末產生了大幅的變化，全球商品、服務、資本、市場更加速整合；國際貿易、跨國分工、 金融開放、資訊技術、人力與資本流等等都更快速地發展。自由貿易成了國際普遍的共識，而一九九五年WTO的成立，可視為經濟全球化的里程碑。
在這場變化中，中國大陸成了「世界工廠」，吸引鉅額外資，生產大量廉價產品賣到全世界。而台灣民間企業在一九八○年代末、九○年代初很快搭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列車，也為台灣經濟轉型帶來一股源頭活水。所以，我之前說，對台灣而言，「全球化」幾乎就等於是「中國化」。
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
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另一個趨勢也在發展中，那就是區域經濟整合。全球化的基本精神是WTO無歧視地對待所有貿易對象。不過，WTO的條款中也允許，一些 國家共同組織更密切的區域經濟合作體，在這個體系內取消區域內大部份的貿易關稅與限制性商業法規。但它的前提是，這樣的區域經濟體不增加對區域外貿易障 礙，不提高對區域外關稅及商業法規限制性。我們常聽到的區域貿易協定（RTA）或自由貿易協定（FTA）就是屬於這類區域互惠合作。依WTO 對FTA的規範，它必須符合GATT 第二十四條規定：必須涵蓋「絕大部分貿易」（substantially all the trade），而且不能對多邊體系造成貿易扭曲效果。
幾個國家之間可以彼此承諾，給予對方比WTO規定更優惠的投資貿易條件。這種互惠協定，當然有助於這些國家彼此間貿易投資的增加。歐洲是區域經濟整合的始 祖，歐洲的例子我們之後再深談。我們先把目光放在一九八○年代末以來全球各地的區域經濟整合。其中包括：一九八七年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談判展 開，並於九四年成立。八九年亞太經合會（APEC）成立。二○○三年中國大陸與港澳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東南亞國協（ASEAN）預 定在二○○八年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ASEAN預計二○一○年成立「東協─中國自由?T易區」。ASEAN還計畫在二○一二年與中日韓共 組「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
這些發展對台灣有什麼影響？最嚴重的就是：目前除了APEC，台灣完全被排除在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之外，不幸的是，APEC又是這些區域經濟合作體中最鬆散的一個。台灣未來將無法享受到上述區域合作給成員國的優惠，這也是大家在擔心台灣會被邊緣化的原因。
有人說，這是北京對台灣進行政治打壓，使得台灣無法參與這些區域經濟體。沒錯，這是個事實。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個事實：中國大陸儼然成了二十一世紀 上半期亞洲經濟的中心，亞洲鄰國在尋求經濟合作時，當然把中國大陸視為優先考慮，不會為了台灣而犧牲他們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即使日本對中國大陸軍事擴 張相當擔憂，但雙方經濟關係卻愈見密切。近年來，日本對亞洲各國出口不斷攀升，尤以對中國大陸出口的增加為最，對中出口總值佔日本對亞洲出口的四分之一以 上，年成長率近三成。一九九○年代前半期，中日貿易總額平均每年約三百零八億美元，九○年代後五年間倍增到六百一十五億美元。二○○四年更高達一千六百七 十九億美元，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地區，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官方估計，雙方貿易額到二○一○年將超過三千億美元。請問，日本政府會較重視日 中經貿合作，還是日台經貿關係？
台灣的優勢
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台灣不能坐以待斃，台灣要找到自己的優勢，在東亞經濟中站穩有利的戰略位置；另一方面，台灣要勇敢地面對問題徵結，打破兩岸的僵局，尋找兩岸共榮互利的經濟合作方式。
的確，兩岸關係不是台灣問題的全部。假如台灣本身沒有競爭力，就無法在全球化經濟中、在區域整合的東亞中扮演有分量的角色。如果台灣一點優勢強項也沒有，那麼面對經濟崛起的中國，就更容易「被吃掉了」。那麼，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台灣雖小，但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二○○五年五月間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一個台灣經濟專題中形容台灣的中山高從南港到新竹七十公里，隱藏著全球經濟的樞紐。並稱，台灣在全球IT產業的地位無可取代，就如中東石油在全 球經濟的角色一樣。之前提到，台灣IT產業龍頭大廠，都成了中國大陸出口前二十名的大廠。IT產業不斷外移中國，會讓台灣優勢因此消失嗎？更早之前，備受 全球各界重視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二○○五年一月在一個台灣專題中指出，產業外移中國大陸，非但未傷害台灣IT產業，這些廠商反而因為成本降低、全球市占率上升而受 惠。
若從全球運籌中心的思考出發，台灣若想要本土企業留在
台灣，建立企業總部，想要讓外資來台成立營運總部，要想成為一個管理、研發、資金中心，就必須解決直航問題，也只有這樣才可能降低企業的管理、庫存成本， 加速它們全球調度的能力。若兩岸運輸更便捷，可以讓一些高附加價值、可以藉空運快速運送的產品，繼續留在台灣生產。兩岸經濟的合作、甚至尋求進一步的統 合，基本上是對雙方互利的，這就是我常說的「一加一大於二」。
我們要思考的重點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推動這種合作整合，對台灣最有保障，對兩岸長遠的經濟合作，對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最有保障。剛才提到，兩岸之間「經 濟熱，政治冷」。兩岸經貿愈見密切，兩岸間的政治溝通卻幾乎已停擺。兩岸經貿關係也愈見複雜精緻，愈來愈需要制度性的溝通對話，甚至進一步積極建構經貿統 合的制度，這個機制是什麼？就是「兩岸共同市場」。
「共同市場」的緣起：歐盟經驗
「共同市場」概念源自歐洲。在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推動下，法、德、義、比、荷、盧等六國，在一九五一年簽訂《歐洲煤鋼共同體協定》( ECSC)。六國將煤、鋼鐵原料統一產銷，破除貿易障礙。煤鋼共同體也成了今日歐盟的雛型。為什麼從煤、鋼開始？德法兩強一向存著芥蒂，舒曼深知，想實現 統一的歐洲，要先破除德法間的敵意。煤、鋼正是整軍備武的重要指標，若兩國煤鋼都統一生產運銷，正是破除雙方敵意的最好表徵。一九五○年，舒曼發表宣言 說：「（統一的）歐洲的實現將透過一些具體作為，進而展現真正的團結。
這項構想帶來非凡的經濟成就。短短八年間六國鋼鐵產品的產量增加七成五。這個成功經驗也刺激歐洲進一步經濟整合。一九五七年六國在羅馬簽訂《歐洲經濟共同 體條約》（EEC），大家習慣稱之為「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之後進一步整合為「歐洲共同體」（EC）。一九八六年EC決議在九二年底完成「單一市場」。九○年代歐洲各國致力於貿易障礙排除、經濟政 策統一，並加強社會、國防、外交政策的協調。九九年歐洲央銀成立，歐元誕生，二○○四年歐盟大幅擴張，十個新會員國加入，目前成員國共二十五國。歐盟憲法 雖未能通過，讓歐盟前景蒙上陰影。不過四十年來歐洲致力於統合的努力，已為歐洲帶來長期和平與繁榮。
兩岸共同市場即一中市場
兩岸以及東亞的現況不能完全與歐洲畫上等號。在參考歐洲經驗，並具體考量兩岸與東亞現況，我提出「兩岸共同市場」的具體主張。簡單的說，「兩岸共同市場」 就是「一中市場」。未來這個市場除了台灣與中國大陸，再加港澳兩地，兩岸四地一起在WTO的架構規範下，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整合?C
不容否認，台灣最大的市場、生產基地、投資對象都在中國大陸，影響台灣參與東亞區域整合的關鍵也是中國大陸，唯一能破解僵局、進一步推動台灣經濟的方法， 就是承認台灣的發展與中國大陸脫不了關係。因此在現實上，「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大中華市場」。我很瞭解「一中」這兩個字又會挑起許多人神經的緊張，「一 中」真的有那麼危險嗎？
許多大型跨國企業在東亞的分部，除了日本分部之外，最重要就是「大中國區」分部，在經濟上，這些跨國大企業都把台港視為「大中國區」的一部分，他們都很清 楚這是個經濟現實問題，台灣能否定這個現實嗎？承認這個現實並不會對台灣政治帶來衝擊。台、港、澳與中國大陸不是同樣以這種現實的態度，共同參與WTO？ 中國大陸以國家名義加入，台、港，澳是以關稅區域名稱加入，這樣的名稱，並不妨礙台、港、澳享受WTO成員的權益。
我們可以用WTO相同的概念，把台灣視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經濟體，而與中國大陸簽訂類似經濟合作與整合計畫。中國與港、澳簽訂CEPA也一樣是引用 WTO的概念。這並不違反「九二共識」，又能顧全雙方的基本立場，而且只要在這樣的基礎上推 經濟整合，一定會帶動兩岸更密切的全面整合。
兩岸經濟制度的整合
兩岸共同市場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對兩岸經貿做制度性的規畫安排。兩岸熱絡的經貿往來，卻因長期缺乏制度性規範，資訊不完全、交易成本與障礙過高，這些問題 增加了投資的風險，阻礙了長期、大規模的投資。尤其一些智慧財產、高科技開發的共同合作，更需要雙方建構共同規範。若能以兩岸共同市場為架構，協商制訂規 範，將大幅降低經濟風險，增進兩岸間大型、長期的經濟合作。
此外，全球化也讓一些風險更快速的傳播到其他國家。例如，跨國界的經濟犯罪，九七年橫掃各國金融風暴，恐佈主義，還有SARS、禽流感等等。各國內部所得 分配、環境生態等問題的影響不再只限於國內，這也不再是單一政府可以解決的。歐洲煤鋼共同體各國，可以共同規畫勞工政策、協調產品供需失調，而歐盟更進一 步協調統一社會、財政與金融政策，這些都有助於降低風險與成本，促進合作。
兩岸共同市場，就是希望在這些兩岸經貿更根本、長期的制度問題，尋求一個溝通、合作、協調，達成共識、建立規範的平台。
兩岸共同市場一個前提，三步到位
兩岸共同市場到底要如何循序推動？簡單地說，兩岸共同市場一個前提三步到位：一個前提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三步包括：一、三通直航，兩岸經貿正常化；二、簽訂經貿互惠協定；三、關稅同盟與貨幣同盟。
兩岸先把政治歧異放一邊，就如
同一九九二年兩岸對「一中」內容無法達成共識，決定以「各自表述」的方式暫時擱置爭議，在這個基礎上，平等而務實地追求經濟合作。
接著，兩岸首要工作是經貿往來正常化，也就是先解決三通問題。台灣方面可先把目前已在兩岸之間往來貨運權宜輪的轉口限制取消，允許貨物可以入關。之後，進 一步就人貨，海空直航進行協商。只要兩岸有誠意，避開政治歧見，相互諒解，要解決通航通商的技術問題並不困難。「通航」不只是消極的解除限制，也開啟了兩 岸新的合作契機：物流運輸的合作。兩岸與香港，可以將現有的運輸物流做進一步整合，合組航運公司經營海空運，加強各港口物流的經營合作。
第二步是簽訂類似自由貿易區協定（FTA），做為兩岸推動經濟制度調和及標準化工作的基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第一步，就是雙方協商把相互之間貿易關稅逐漸 調降到零。至於協定的名稱，只要兩岸能發揮智慧，創造一個名詞讓兩岸接受，就可以處理掉這個問題，例如我曾提出Closer Economic Operation Framework，「更緊密的經貿運作架構」，相信也是個可行方案。
這個經濟架構，也應進一步考慮與港澳與中國大陸的經貿協定整合為一，朝向大中華自由貿易區發展。在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兩岸需要在經貿制度、貨幣政策、對外關稅、經貿政策上尋求進一步的統一。也就是朝第三階段的關稅同盟與貨幣同盟邁進。
從經貿關係正常化到共同市場是長期的過程，在過程中，兩岸需建立經常態的協商平台，持續規畫相關制度配套、解決爭議。除了推動關稅減免，並陸續推動商品、 人員、資金、服務、資訊等生產資源移動全面自由化。這也涉及到各自制度法規調整的問題，除了經濟法規、還涉及環境、社會福利與勞工政策，這需要長期持續的 協調，而這也是具體進行兩岸制度統合的實踐。目前幾個較迫切的問題包括：在推動大陸民眾赴台觀光的同時，兩岸如何共同防止跳機問題、來台人員的身分確認等 等，都需要兩岸建立經常的合作機制。此外，兩岸要推動農業交流，必須對檢疫問題有共同的規範。
兩岸共同市場的試點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向強調「試點」，也就是一個新制度先在一個小的領域或地區試行，邊做邊改進，若成效不錯再推廣到更大的範圍。日前中共十六屆五 中全會的「第十一個五年規畫」中，首度將「海峽西岸經濟區」納入中央文件，可以看出對岸有意以「海西」回應「兩岸共同市場」，把它做為「兩岸共同市場」的 試點，做為規畫「兩岸自由貿易區」的初步範圍。
「海峽兩岸經濟區」是個以台灣海峽為紐帶，右岸是台灣，左岸是福建，由福建往西連接中?磥丹鞈﹛B北承長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這個以溫州到汕頭的東南沿海做為與台灣成立兩岸經濟區的主體，再藉由產業連帶逐漸向福建內陸、粵東、贛南與浙南延伸。
從經濟統合走向政治統合
台灣的問題在經濟，也在兩岸。不過這個複雜的問題不是一句政治口號可以解決的。台灣需要思考的是怎麼樣從制度上來建構一個可以長遠可行的機制，化解經濟與兩岸問題帶給台灣的焦慮。怎麼樣透過這些制度規畫讓兩岸共榮互利，和平共存。
兩岸共同市場是條兩岸經濟合作可長可久之路，更是具體解決兩岸制度差異、尋求兩岸統合的道路。政治不只是意識型態，更重要的是制度。藉由對雙方現實利益的 經濟議題出發，延伸至各種制度歧異的調合，建立兩岸更密切的連繫統合，這是最可行的一條路。兩岸藉由經濟這個「下層結構」的合作來突破兩岸困局，在利益上 密不可分，在基礎結構上形成緊密相容，自然難以導致戰爭。兩岸共同市場等於是把經濟合作做為維繫區域集體安全的力量，透過制度化的經濟合作、解決衝突矛 盾，統合制度，讓兩岸共同發展繁榮。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兩岸才有可能走向政治統合。這個歷史機會就掌握在兩岸人民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