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並不是獨立的議題，它的運作必須定位在配合或服務建構台灣成為創新導向經濟的策略目的。』 爭議不斷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終於在上週七月二十八日晚間閉幕，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隨後於閉幕記者會表示：「兩岸經貿風險管理不是開放與緊縮的問題，而是如何建立有效掌握並處理風險機制。」 若 沉靜審視蔡副院長這段會後說明，似乎隱涵只要風險能獲有效管控，應該可以進一步開放投資中國。蔡英文顯然並沒有真正多角度照視台、中經貿關係的多重問題。 蔡副院長主導經續會，又是內閣少數擅長於策略思考與政策論述的政務官。若連如此優秀政務官，對於台、中經貿投資之衝擊台灣經濟永續發展，都只是看到風險管 控一個面向，那麼時下媒體所謂的「蘇修路線」，果真堪憂！。 台、 中經貿關係有兩個層面需要嚴密思考，其中過度集中投資中國衍生的政治經濟風險的確是一個迫切的重要層面，而蔡副院長也表示行政部門將深入檢討，以找出更好 的管理機制。不過，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層面，則涉及台灣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問題。蔡英文似乎並未將這第二個層面納入台、中經貿關係對策的思考架構內。 從長期來看，即便政府能有效管控投資中國的政經風險，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的制訂，仍然必須置放在台灣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策略架構下，以確保內部資源不致於被中國過度磁吸，進而造成台灣經濟「創新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循環過程陷入失衡。 因為在全球化與國際爭相擴大研發投資、強化技術競賽的情況下，台灣絕對需要具備足夠的創新能量，以使本身開發新產品(或製程)的成長速度得與其舊產品(或製程)遭淘汰或外移的速度，維持一定程度的動態均衡。否則，台灣在全球價值鏈(Value Chain)的位階將不升反降，導致對外貿易條件惡化，難以提昇技術創新帶動的經濟成長動能。 基 於這樣的認識，政府在研擬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時，除了必須審慎地管理政經風險外，也必須同樣審慎地考量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問題。因此，當前真正迫切需要 的，其實是研擬整套符合台灣當前發展階段的創新導向經濟競爭力策略。而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並不是獨立的議題，它的運作必須定位在配合或服務建構台灣成為創 新導向經濟的策略目的。 民進黨執政六年來，台灣的資源一直是「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動態失衡態勢。雖然台灣在全球技術專 利競賽非常的優異，但是顯然這些技術創新並未真正在台灣內部有效轉化成足以推動總體經濟成長的關鍵力量，這意謂台灣經濟創新毀滅的循環過程已經出了問題。 此次經續會在洋洋灑灑五百多項政策建議中隱現「蘇修路線」，並以「綠色加值島」為台灣願景，事實上已模糊了台灣經濟永續發展的策略主軸。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8-1-2006; 自由時報，8-9-2006
Tuesday, August 01, 2006
蘇修路線的盲點
Thursday, July 20, 2006
從荷蘭菌到中國熱
對此情勢的演變，海內外專家早已不斷發出警告，並提出經濟戰略以為因應。無奈政府與朝野政黨始終無法跳出「兩岸關係」的狹隘思維，而行政體系政務官 也從未見其主動做有意義、有前瞻視野的政策討論或辯護。今天台灣社會瀰漫悲觀氣息，雖然政爭不斷，但無論如何，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難辭其咎。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最近一再呼籲，台商赴中國投資，等於是在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的過去而已。台灣怎麼可能經由複製過去，建設今日，再創新將來？ 經濟成長的動能來自於投資，但應該投資於將來的創新或是過去的複製，孰輕孰重不證自明，卻正是台灣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不能繼續在「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路線走下去。否則，經濟上「台灣化」的中國，終將反噬而把台灣「中國化」，形成廣大共產中國政經體制的 一部份。不僅台灣人民所得將被往下拉向中國工資水準，台灣主體價值也將淪喪，也將深遠衝擊亞太地緣政經安全的既有架構，升高台灣更難掌握的不確定性風險。 因此，鑒於台、中規模的絕對不對稱，台灣的經濟戰略絕對必須針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機會，以及潛藏其背後的多重風險，做出兼顧政、經、安全等多角度的平衡因應。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透視，對台灣來說，中國熱其實就是中國版的「荷蘭菌」（Dutch Disease）。荷蘭曾於一九六○年代發現天然瓦斯，卻因這個西歐小國的資本和人力過度湧入此一資源的開發，造成該國製造業遭扭曲掏空，挫弱其原有的國 際競爭力。新資源的發現，竟反而傷及荷蘭整體經濟利益，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於一九七七年首次稱此為「荷蘭菌」病症。中國熱，也一直在扭曲台灣資源分配，可以 說台灣經濟已產生荷蘭菌病症！ 無疑，要治癒台灣的荷蘭菌病症，經續會必須提出有效政策，以扭轉當前「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並進而誘引資源投入台灣將來的創新發展，這是經續會成敗的關鍵。 (作者為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美國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經續會成敗關鍵：扭轉「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 引導資源投入台灣的創新發展』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7-20-2006; 自由時報, 7-26-2006
<相關政策建議>: 1 2 3 4 5
從最近經續會各分組會議討論來看，可能最後又陷入在台、中經濟關係打轉，無法產生整套策略方案，以解決台灣經濟成長弱化與實質工資停滯不前的雙重結構性問題。
台灣經濟的戰略，必須盱衡時代的演變而調整。由於戰略模糊或執行無力，台灣近六年來資本和技術大量外流中國，內部卻是投資低迷，以致整個資源分派，竟然演變成在配合中國崛起的發展需要。顯然，台灣主體性的整體利益和安全，已不斷地遭受侵蝕。
Friday, July 14, 2006
擘劃台灣經濟願景的幾點建議 / 創新脫困, 檢討促產條例
蕭萬長的建言再度凸顯台灣亟需長遠的策略思維，筆者也在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並期勉本月底即將召開的經續會真能擘劃台灣經濟願景。政府應重新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以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替代之。』
◎林環牆，部落格專論，7-14-2006; 東森新聞報, 7-17-2006; 自由時報, 7-24-2006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蕭萬長先生最近在「台灣經濟發展願景」會議指出，將以台灣在2015年建立具3B的全球加值服務中心為發展願景，希望10年平均經濟成長5%以上，並以每人GDP3萬美元為目標，因此建議政府部門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
台灣是一個小規模開放型海島經濟，要永續提昇人民生活水準的途徑有二。
第一為技術帶動的總合生產力(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成長，這是一個已工業化經濟國內總合產出(GDP)得以持續成長的關鍵。
第二為技術帶動的對外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的改善。正因為台灣是小規模經濟，無法自給，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除了須透過總合生產力提高產出外，也須藉由國際貿易與他國相互交換商品和服務。
例如，當國際石油，或醫藥，或先進專利技術等進口價格不斷攀高，而台灣資訊電子產品等出口價格相對跌落時，即表示台灣人民必須以更多工時的投入，換取等量或更少的進口。此即台灣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抵消掉台灣本身因技術進步帶動的TFP成長，進而拉下人民生活水準。
以上提到的「技術」一詞，不只是工程或科學上狹義的技術，而是指一個經濟上更抽象但更廣義的投入/產出關係。任何創新的概念，例如製程、產品、產業結構、商業模式、以及政府政策或社會組織等的創新，均會促進技術進步。而這當中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創新」(Innovation)—的確，價值的創造已愈來愈仰賴 概念或知識的創新。
誠如美國前聯邦準備局(Fed)主席葛林思班前(2004)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史丹佛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經濟高峰會議演講時指出，在美國經濟總產出中，強調知識創意的「概念化」產出比重一直在持續成長。筆者相信台灣經濟未來也將邁向這個大趨勢。
當然我們要把概念化產出稱做「服務」也無不可。但是若要建議政府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則須再三斟酌。事實上，當前更迫切需要的，是重新 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研擬代之以更 廣泛、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
台灣過去實施以來的產業租稅獎勵政策，可能傾向於誘發水平創新，過度茲生類似廠商。例如，台灣筆記型電腦產出一度佔全球市場高達80%，但是台灣廠商竟然沒有議價能力，雖然生產力高，卻無法對台灣對外貿易條件的改善做出貢獻，反而外移全部生產線。換言之，政府的產業政策很可能營造了一個自我砍殺貿易條件的產業組織。
經續會能否成功，端視其會議結束後的概念產出是否能為台灣經濟未來TFP和貿易條件的雙重提昇，奠定永續基礎。後記：自2001年因全球技術泡沫化台灣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後，筆者已發表一序列文章討論台灣經濟策略議題，並收錄於個人部落格福爾摩沙政經評論(http://formosan-voices.blogspot.com)，供各界參考。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Saturday, July 01, 2006
為南方朔上一堂經濟學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7-1-2006; 自由時報, 7-5-2006
南方朔六月三十日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台灣反淘汰的冰山一角」的評論，竟以中國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發展，而聳動地結論謂：“台灣學術力和知識力的惡化，我們不妨反省一下，我們社會其實早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了！”。
筆者身為國際經濟學家，對南方朔天馬行空的跳躍式論斷，感到非常詫異。
任何經濟體都各自有其本身的發展階段。中國屬於低所得的開發中國家，國內資本存量(按人均基礎的公共設施、廠房、設備、住宅等)低，但勞動供給不僅相對地，更是絕對地非常充裕。中國這種生產要素結構必然產生相對較高的固定資本邊際報酬，以及相對較低的邊際勞動生產力(此即表示廉價工資)，進而形成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結合中國勞工的經濟條件。
於是，外資湧入加上中國本身的儲蓄，促進中國國內資本存量快速累積，從而啟動資本累積和成長的互動循環，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率推向每年10%的高檔。這是低所得經濟體在邁向長期溫和均衡成長前的一個過渡階段(transitional stage)。
在此一過渡階段，經濟成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的累積來驅動。譬如，假定資本所得佔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的1/3(此即暗示工資約佔GDP的2/3)，以及假定中國勞動力的成長率為零。那麼只要資本累積速度為每年30%，中國即可維持每年10%(=30%乘以1/3)的經濟成長率 。事實上，中國經濟即是接近此一假定狀況成長起來的。
台灣和其他東亞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已經走過高成長的過渡階段：固定資本已不再快速累積，因為資本邊際報酬已經遞減下來，而工資也已相對較高。假定資本所得佔台灣GDP的1/3，則在其他狀況不變下，如果台灣資本累積速度減緩為每年10%，其每年經濟成長率僅能維持在3.33%。
隨著資本累積不斷深化(deepening)，資本邊際報酬終必遞減，從而導致資本累積和經濟成長兩者都緩慢下來。這是任何經濟體在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總合供給面一定會面臨的成長瓶頸，而中國的發展最終也肯定會受制於此一經濟法則。是以，中國經濟成長較快，台灣經濟成長較慢，基本上是因各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南方朔指稱台灣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適反映其昧於經濟發展理論與現實。
供給面的成長瓶頸必須經由供給面切入。因此，技術創新乃是台灣當前克服資本邊際報酬終遞減和成長動能弱化的唯一途徑。而台灣在這方面的實力是相當樂觀，居東亞四小龍之首，遙遙領先中國。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Sunday, June 25, 2006
台灣經濟單獨脫隊了嗎？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6-25-2006; 東森新聞報, 6-28-2006
『按各年當期市場匯率計算，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僅小幅成長，香港更呈微幅衰退，但是按攸關國民生活水準的PPP基礎計算，台灣在最近三年竟然以擴大的差距領先韓國，而且已緊緊逼近新加坡。不過，台灣經濟體系資源效率提升的利得顯然並沒有轉化為工資，下放到島內廣泛的受薪階層，而是以利潤形式集結於社會上的高所得階層。』
筆者在東森論壇曾為文(“台灣的選擇: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4/30/2006) 分析台灣經濟成長減緩和實質工資下降乃全球現象的縮影，並指出此一現象相當大程度源自於「中國因素」的衝擊。最近在總統罷免聲浪中，一些媒體評論或政黨又出現似是而非的論斷或分析。
例如今周刊發行人暨財訊月刊執行長謝金河先生於東森論壇6月17日為文(“台灣要以小伺大－－用經濟數字檢視政府這些年做了什麼?)指出:
“台灣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國民所得一直裹足不前，2000年台灣國民所得14,519美元，2004年14,271美元，換句話說不但沒有成長，還往後退步。總統現在面臨艱苦保「位」戰，但是單單以國民所得來看，台灣經濟成長交出了一張不及 格的成績單。”
的確，台灣經濟成長自1980年代末期起一直呈現長期趨緩之勢，這種現象尤其同樣反映在緊密環遶中國週邊的其他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南韓，香港。謝金河先生以國民所得的變動做出扁政府「不及 格」的結論，實在過於輕率，因為除了分析不夠嚴謹外，他所用的「國民所得」是一個依照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名目(nominal)變數，不是實(real)變數。雖然依照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名目國民所得的確有其重要意義，不過，一般而言，經濟上任何名目變數(包括名目國民所得)的變動，比較難以準確反映購買力或生活水準的變動，甚至也常會扭曲事實真象。
又，謝金河先生在該文中以10,000美元的名目國民所得作為一個重要門檻，並分析各國名目國民所得在跨過此一門檻後花多少年倍增為20,000美元。這種分析是不能過度解讀，並且可能因而演繹出偏頗或錯誤的結論，因為通貨膨脹率或市場匯率的變化，會使得同樣一塊美元在不同期間、不同的經濟體內代表不同的購買力。譬如，當一個國家的名目國民所得增加時，其所得購買力或生活水準，是有可能不增反減。又譬如當一個國家的名目國民所得停滯或減少時，其所得購買力或生活水準，也有可能不減反增。
所以，為準確反映一國不同其間所得的縱向變化，或者同一期間不同國家所得的橫向比較，經濟學界除了觀察極易受短期因素影響的當期市場匯率名目國民所得外，更是重視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或簡稱PPP)匯率估算的國民所得。PPP基準的GDP雖然估算困難，且傾向於高估開發中國家的國民所得，惟一般來說，它更能準確反映各國生活水準的高低變化。茲依
照取自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此兩種GDP資料針對東亞四小龍分析如下：
如表一所示，在民進黨執政的最近六年期間(2000-2005)，按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平均每人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以下簡稱“人均國民所得”)由2000年的13,823美元在經歷連續
兩年下降後，已逐年回升至2005年的14,860美元，平均年成長率僅1.45%。同期間,其他東亞四小龍按照同一基礎計算的人均國民所得平均年成長率,依序分別為南韓的6.11%，新加坡的2.78%，香港的負0.01%。就此項名目得比較，台灣的表現優於香港，但遜於南韓和新加坡。南韓的表現尤其突出，但切記，這個分析是基於市場匯率的名目所得，而名目所得的成長不必然代表國民生活水準提升。
| | 台灣 | 南韓 | 香港 | 新加坡 |
| 2000 | 13,823 | 10,891 | 24,638 | 23,042 |
| 2001 | 12,480 | 10,181 | 24,090 | 20,774 |
| 2002 | 12,456 | 11,500 | 23,466 | 21,163 |
| 2003 | 12,531 | 12,635 | 22,760 | 21,765 |
| 2004 | 13,260 | 14,049 | 23,667 | 24,740 |
| 2005 | 14,860 | 14,784 | 24,626 | 26,481 |
| 平均年成長率 | 1.45% | 6.11% | -0.01 | 2.78% |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觀察按照PPP匯率計算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以下減稱“PPP人均國民所得”)的變動。如表二所列，在民進黨執政的第一年(即2000年)，台灣的PPP人均國民所得為22,067美元。此後除經歷2001年的短暫衰退，即一路挺升至2005年的27,122美元。總計在2000-2005的六年期間內，台灣按PPP基準的人均國民所得平均年成長率為4.13%，低於南韓的5.80%和香港的4.57%，但高於新加坡的3.16%。在這裡需要一提的是，按各年當期市場匯率計算(見表一)，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僅小幅成長，香港更呈微幅衰退，但是按攸關國民生活水準的PPP基礎計算，兩者都表現不錯。其實，就PPP人均國民所得言，台灣在最近三年竟然以擴大的差距領先韓國，而且已緊緊逼近新加坡。
謝金河先生稱：「陳水扁總統的六年，國民所得停滯不前顯然有個癥結， 就是在中國大陸崛起的過程中，台灣單獨脫隊了。」筆者實在看不出台灣究竟是如何單獨脫隊？
表二：東亞四小龍PPP人均國民所得(按PPP匯率GDP per capita, 單位：美元)
| | 台灣 | 南韓 | 香港 | 新加坡 |
| 2000 | 22,067 | 16,869 | 25,694 | 24,097 |
| 2001 | 21,975 | 17,809 | 26,245 | 23,540 |
| 2002 | 22,934 | 19,244 | 26,958 | 24,209 |
| 2003 | 23,911 | 20,078 | 28,052 | 24,495 |
| 2004 | 25,614 | 21,305 | 30,558 | 26,799 |
| 2005 | 27,122 | 22,543 | 32,292 | 28,228 |
| 平均年成長率 | 4.13% | 5.80% | 4.57% | 3.16% |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謝金河先生又稱：「總統現在面臨艱苦保「位」戰，但是單單以國民所得來看，台灣經濟成長交出了一張不及格的成績單。 」
事實上，筆者上面的分析已顯示謝金河先生這個結論基礎薄弱。的確，在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六年期間(2000-2005)，台灣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3.58%(按實質國內生產毛額，real GDP)，分別低於新加坡的4.95%，南韓的5.18%，以及香港的5.28%，排在東亞四小龍之末。這確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訊，但最近三年(2003-2005)，台灣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已提昇達4.53%，超越南韓的3.93%，只是仍低於城市經濟新加坡的6.00%、香港的6.37。
不過,上述所得與產出成長的統計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就資源利用效率言，台灣明顯居東亞四小龍之首，因為台灣是以較低的產出成長造就較高的PPP所得成長，而其他東亞小龍則以較高的產出成長造就較低的PPP所得成長。換言之，相較於其他東亞小龍，台灣能以較少的資源投入取得生活水準相同程度的提昇。就某種意義言，這是台灣經濟體系的優勢。不過，台灣經濟體系資源效率提升的利得顯然並沒有轉化為工資，下放到島內廣泛的受薪階層，而是以利潤形式集結於社會上的高所得階層。
這個不利所得均勻分配的現象，可由台灣勞動生產力和工資的變動關係窺知。根據經建會的經濟統計年報，以民進黨執政下的最近這段期間言，台灣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由1999年的90.70逐年攀升達2004年的122.13，總計強勁上升35%；但同期間實質工資卻是不增反減。那麼勞動生產力的利得跑去那裡？當然是以利潤的形式跑去資本主的口袋裡。
總之，台灣經濟今日面臨的挑戰，至為嚴峻，不但須致力於技術創新帶動經濟永續成長，更須確保全民分享經濟成長。否則，逐漸萎縮的中產階級，將使建構台灣主體性守護民主自由的政治工程，徒然增加阻礙，進而形成統獨政治對立下的不穩定力量。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Thursday, May 25, 2006
民進黨的策略思維不應鎖在中國
如果民進黨內部仍然爭鬥於「開放」或「鎖國」的泥沼中，而不是在於如何針對中國妥善設計歧視性開放，以符合台灣利益與台灣主體性，那麼民進黨的價值究竟在那裡？◎林環牆，部落格專論，5-24-2006; 南方快報, 5-26-2006; 台灣日報, 5-28-2006
中國國民黨、親民黨、和其他泛統勢力共同以「經營大中國」來建構台灣經濟策略的主軸，一點也不足奇。但是民進黨也將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則不惟顯現其策略視野的狹隘和迷思，更是有負台灣人民期待本土政權守護「台灣主體」和「台灣利益」(Taiwan Interest)的雙核心價值。
日前(5/23) 民進黨福利國連線成員李俊毅先生在該黨派系會議中提出「中國政策決議文草案」，建議政府在中國政策方面，「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自由經濟替代管制干預」，讓台灣利用全球化自由經濟厚植國力，爭取國際生存空間。
筆者不知「中國政策決議文草案」是否代表民進黨福利國連線的策略取向。若是，則民進黨內部隱然有福利國連線和新潮流先前在今年一月提出「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策略路線的合流之勢。此一態勢堪憂！把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如何建構守護「台灣主體」和「台灣利益」的大戰略？
首先，李俊毅先生建議「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這個建議似乎有理，不過，不切實際。因為它不可能是台灣政府可資運用的策略變數。規模的絕對不對稱，無法讓台灣在台、中關係中片面地做「和平合作」或「對抗圍堵」的策略取捨，同時又能讓台灣兼顧「主體」與「利益」的雙核心價值。中國霸權的崛起，有其更廣泛的地緣政、經、軍多維交織的多層次目的。台灣本身很難擁有片面行使自主的策略籌碼，並進而形成中國遂行其多層次目的的策略變數。易言之，在台、中關係中，台灣的策略自主空間相對較小，此迥異於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大國。
因此，李俊毅先生建議「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的淨效果，可能只會演變成只是在於鋪陳「自由經濟替代管制干預」的下半段建議，徒然進一步強化「經營大中國」的策略觀，而絲毫無助於讓中國改變其霸權戰略。
民進黨似乎依然沒有能力對台灣的經濟遠景做策略性思考。政府對台、中關係的經貿投資政策，其正確的策略思維理應是「歧視性(Discriminatory)開放」與「非歧視性(Non-discriminatory)開放」之間的取捨，根本就不應是「自由經濟」或「管制干預」，也不是「開放」或「鎖國」的抉擇。
所謂「歧視性開放」，乃是在自由經濟的基本思維下，台灣利用政府政策針對特定區域或國家施予不同程度的開放。類此「歧視性開放」概念的應用，其實相當普遍。例如歐盟各會員國即對非會員國施予歧視性開放。另去年12月 14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東亞高峰會議，則已決議透過「東協加三」逐步強化區域經濟整合，最終推動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 (East Asian Community)，此即在於對台灣與更多的其他非會員國實施歧視性開放。
台灣應不應經由妥善的政策設計，對台灣的唯一敵國(中國)實施歧視性開放？站在守護台灣價值的視野，這個問題當然是肯定的。如果民進黨內部仍然爭鬥於「開放」或「鎖國」的泥沼中，而不是在於如何針對中國妥善設計歧視性開放，以符合台灣利益與台灣主體性，那麼民進黨的價值究竟在那裡？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Friday, May 12, 2006
IMD的2006年世界競爭力排行榜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5-12-2006
備註：小括弧( )內數字代表2006年的排名，而中括弧[ ]內數字代表2005年的排名。只要點選上圖即可浮現一個更清楚的排行圖。
Thursday, April 27, 2006
台灣的選擇：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
如 何選擇有效的策略非常重要，但是觀念引導策略，錯誤的觀念必然產生錯誤的策略。台灣的選擇非常清楚，那就是「創新」，而不是「中國因素」。台灣當然不必排斥善加利用中國因素，但這不是台灣的經濟戰略主軸。台灣的主軸路線應在於集合島內外資源，有效提供創新投資的誘發機制，建構福爾摩沙成為一個東亞創新導向的高所得經濟。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27-2006; 東森新聞報 4-29-2006, 4-30-2006
在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大家主動表達意見是一件好事。不過有些人在發表評論時，特別是針對台灣經濟問題，常常看到評論者分不清究竟自己是在作規範性(normative)的意見或立場陳述，還是在作實証性(positive)的邏輯分析。當評論者把個人規範性的價值觀和實証性的邏輯分析混在一起，或者評論者本身缺乏經濟理論與邏輯的訓練，那麼這樣是不可能對台灣經濟問題提出客觀分析，為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多增加一份有意義的訊息。
台灣向下沈淪？
茲舉東森論壇四月二十六日某國立大學教授發表「為民進黨不停歇的經濟會議進二三語」一文為例說明。
首先，該文謂：「目睹台灣人曾有的傲世經濟成就，一步步向下沈淪，卻無計可施，完全束手無策。我們之所以有如此沈痛的觀察，不是杞人憂天，更非咒咀台灣。」事實上，這項觀察是聳動有餘，談不上知識分子發揮理性批判的力量。
如果我們分析比較長期的資料，並從全球經濟的大視野來看，相信大家會對台灣經濟的真實面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的確，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已經減弱了。
在1980年代，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大約是7.9%。在緊接著的1990-95期間，台灣經濟平均每年成長率減緩至6.8%。在1995-99期間再減緩至5.8%。也就是說：在整個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的1990年代，台灣經濟年成長率由1980年代的7.9%逐年趨緩而降低到5.8% (即減少了2.1個百分點)。台灣經濟成長期減弱的現象，並沒有因政黨輪替獲得改善，而仍然沿續至民進黨執政的最近這段期間。按在2000-05期間，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進一步下降至3.7%，即較之前五年期間(1995-99)再減少了2.1個百分點。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民進黨執政這段時間，全球高科技泡沫化剛好發生在2001年，而台灣經濟又正好高度專業化於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因此對台灣經濟的打擊相當嚴重。在2001年這一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乃滑落到負2.18%。其他東亞小龍經濟同年的成長率分別是：新加坡為負2.30%，香港為0.50%，南韓為3.80%。除了南韓外，台、新、港等經濟，不是成長停滯，就是呈現衰退。但是這些經濟都沒有「一步步向下沉淪」，反而隨著全球景氣好轉，經濟成長率又隨即彈升。
最近四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分別是：2002年為4.3%，2003年為3.4%，2004年為6.1%，2005年為4.09%。新近三年台灣經濟且都超越南韓，但在整個2000-05期間，台灣經濟年成長率為3.7%，低於新加坡的4.95%，南韓的5.18%，以及香港的5.28%。究境是不是屬暫時落後，仍有待密切觀察，不可輕忽。
成長減緩是全球現象
無論如何，從中國國民黨執政的1991年起迄民進黨執的2005年止的十五年內，台灣經濟成長率的趨勢線基本上呈現向下走勢，而這個長期走勢並沒有因政黨輪替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事實上，經濟成長期趨緩是全球相當普遍化的現象，並不是台灣單獨有的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資料，在1980-1990期間，全球經濟平均年成長率為3.3%，但在此後1990-2003的十四年期間該年成長率減緩為2.8%，減緩幅度達15.2%。其中世界七大工業國，除加拿大外，都出現經濟成長減緩的現象:
- 美國─由3.6%降為3.3%, 減緩8.3%；
- 日本─由3.9%降為1.2%, 減緩69.2%；
- 德國─由2.3%降為1.5%, 減緩34.5%；
- 法國─由2.4%降為1.9%, 減緩20.8%；
- 英國─由3.0%降為2.7%, 減緩15.6%；
- 意大利─由2.5%降為1.6%, 減緩36.0%；
- 加拿大─由3.2%升為3.3%, 加速3.1%。
日本經濟成長減緩程度最驚人，經濟成長率竟掉了三分之二。其次是德、意兩國各約掉了三分之一，法國掉了五分之一，英國掉了六分之一，美國則比較輕微。
這種全球經濟成長普遍減緩的現象同樣反映在東亞四小龍身上。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資料，東亞四小龍，除了新加坡外，經濟成長減緩也非常驚人。其中香港平均年成長率從1980-1990的6.8%下墜至1990-2003的3.7%，成長減緩程度高達45.6%；南韓次之，由9.0%滑落至5.5%，減緩程度達38.9%；台灣再次之，由7.9%滑落至5.3%，減緩程度達32.5%。
北歐和西歐一些高所得且以創新見長的小規模經濟，除愛爾蘭逆勢強勁加速經濟成長外，也沒有倖免於成長減緩的全球現象。例如瑞士平均年成長率從1980-1990的2.0%下降至1990-2003的1.2%，成長減緩程度高達40.0%；芬蘭由3.3%下降至2.8%，減緩程度達15.2%；瑞典由2.5%緩降至2.3%，減緩程度達8.0%。
中國因素與全球現象的省思
為什麼在幅員遼闊人口龐大的中國經濟長達25年平均每年成長10%的情況下，全球經濟總合產出的成長仍然是緩慢下來(減緩幅度達15.2%)？顯然，這和中國仍然是依賴外資推動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有關。一方面，中國低廉工資的勞工磁吸大量外資，兩者結合造就競爭力強勁的勞力密集產業，縱橫全球，壓縮許多國家的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強勁的擴張，並未形成足夠龐大的內需市場，以胃納其他國家的產品，卻徒然帶動能源和工業原物料價格的上漲，凡此種種都產生下拉他國經濟成長的牽制作用，同時壓抑比較先進國家勞工實質工資的提升。
簡言之，中國這種內需市場和出口市場不平衡的成長模式，擠壓了很多國家經濟與實值工資的成長空間。過去東亞四小龍也曾經歷相同的成長模式，但是，在當時全球經濟體係比較能夠包容，因為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規模比較小。中國則不同，因為經濟規模龐大(特別是絕對充裕的勞動供給)，全球經濟體系相對較難吸收中國長期內外市場不平衡的成長模式。這同時也解釋為什麼國際社會頻頻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因為如此將有助激勵中國內需市場和國際商品出口至中國，同時中國內外失衡的經濟結構也將可獲得改善。
以上分析並不在於否定中國提供廉價商品，強化國際競爭，促進全球消費者利益。不過，在中國因素正反交互作用下，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擴張的另一面，卻是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事實，而且，特別是緊密環遶中國周邊的台灣，香港，南韓，日本等較先進經濟體，其經濟成長減緩程度相較於全球經濟，都更為凸顯，更為嚴峻。
的確，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已因進入較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而跨越了成長的高峰期。所以，即使沒有中國因素，經濟成長也終究會慢慢趨緩，從而收斂於一個「長期可支撐的永續成長率」。
台灣的選擇
在全球現象的大架構下，台灣遭逢經濟成長減緩，甚至實值工資下降的困境。這個台灣現象就是全球現象的縮影。
如何選擇有效的策略非常重要，但是觀念引導策略，錯誤的觀念必然產生錯誤的策略。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任何經濟的成長率最後總要減緩並收斂於一個長期可支撐的永續成長率，那麼是什麼東西主導決定這個經經永續成長率？無他，技術創新和人口成長兩者。如果沒有了技術創新，那麼台灣「實質GDP」(國內生產毛額)的長期永續成長率將悲慘地僅僅等於台灣的人口成長率(年成長率大約0.61% )，導致台灣「平均每人實質GDP」的長期永續成長率降低為零。
台灣的選擇非常清楚，那就是「創新」，而不是「中國因素」。台灣當然不必排斥善加利用中國因素，但這不是台灣的經濟戰略主軸。台灣的主軸路線應在於集合島內外資源，有效提供創新投資的誘發機制，建構福爾摩沙成為一個東亞創新導向的高所得經濟。
很慶幸，台灣經濟的核心實力正是技術創新。台灣怎麼可能會無計可施，完全束手無策？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Wednesday, April 19, 2006
台灣經濟發展的大戰略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18-2006; 台灣日報, 4-21-2006
自從中國加入自由世界經濟體系以來，台灣經濟承受非常大的衝擊。台灣的經濟發展戰略一直備受各界關注，不過，戰略路線卻一直向中國傾斜。
在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時代，台灣的路線基本上沿著「戒急用忍」和「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策略主軸前進。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的經濟戰略路線開始分歧，終於民進黨政府在陳水扁總統第一個四年任期內捨棄了「戒急用忍」，而對中國改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也終於演變成以「經營大中國」來建構台灣的策略主軸。社會上也常將台灣經濟前景寄托於更緊密的台、中經濟整合。
在政治上的後遺症，即親中路線抬頭，民進黨內部如此，中國國民黨和親民黨如此，大企業集團也是如此。最近國共經貿論壇能夠匯集許多台商，配合北京打擊台灣民選政府，民進黨的經濟傾中路線的確也難辭其咎。
台灣亟需前瞻自信的經濟發展戰略，突破當前困局，擘劃將來遠景。陳水扁總統今年年初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路線微調，雖然試圖扭轉過度向中國傾斜的政經問題，不過格局仍是停留在台、中雙邊關係的狹窄範圍內，欠缺積極性構建台灣未來的宏觀戰略。而所謂「深耕台灣，佈局全球」仍然沒有深度的戰略思考，無法落實展現整套大架構的宏觀戰略。
最近(四月十四日)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發表於自由時報的「經濟戰略轉回台灣」一文提供了值得各界深思的戰略觀。李前總統說：「台灣經濟發展的戰略失誤，就在為了去中國大量複製台灣的昨天，放棄了建設台灣的今天，更未能規劃台灣和世界的明天。這是台灣經濟的自殺戰略。」
的確，台灣經濟的將來遠景，是不可能在台灣外部的任何世界各地經由複製「台灣的過去」來達成。將台灣過去成功的產業(紡織，製鞋，石化，半導體等)外移到中國或其他國家去，基本是屬於複製台灣的過去，而不是在於創新未來。
當然任何經濟體都受到有限資源的牽制，不可能也不必要緊握著「過去」不放，否則將無法經由釋出資源(例如人力、資本、土地)來創造、容納、發展將來的新興產業。因此，台灣當今社會有限資源的分配，必須顧慮到「在海外複製台灣的過去」和「在台灣創新其將來」兩者之間維持動態平衡。類此策略論述，筆者已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自由時報發表「反擊中國熱的台灣經濟藍圖」一文，即提出政府必須正視台灣對外「垂直整合」和台灣內部「垂直創新」失去動態平衡的問題。
如何將上述創新將來和複製過去的動態平衡思考，落實在政策層面，才是台灣經濟發展戰略的軸心路線。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Sunday, April 09, 2006
正確解讀台灣經濟表現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9-2006, 台灣日報, 4-13-2006
台灣和中國進入長達15年的經濟整合後，台灣的總體經濟表現的確落居東亞四小龍之後。據最近南韓央行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統計，南韓2005年平均每人名目GDP為16,291美元，台灣則為平均每人15,271美元，使南韓的平均每人名目國民所得首度超越台灣。
雖然經建會主委胡勝正分析說，在採取剔除物價及匯率等因素後的購買力平價 ( PPP)來計算，台灣平均每人GDP仍然持續領先南韓。但是台灣經濟成長力道呈現長期性減弱，以及相對落後於南韓，香港，新加坡等現象，政府真的不可輕忽。
以最近六年(2000-2005)來說，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3.58%， 不僅低於1980年代的8%和1990年代的6%，同時又相對於東亞其他小龍表現遜色 (在2000至2005的六年期間，南韓平均經濟年成長率為5.18%，香港為5.28%， 新加坡為4.95%)。經濟成長率即使小幅落後，五十年或百年後，已足以使一國經濟由相對富裕衰弱為相對貧窮。
附圖正是說明這個2000-2005年間台灣成長落後帶來經濟實力被拉開的現象：設定每一經濟體1999年的實質GDP指數為100，那麼台灣最近相對落的經經濟成長僅使該指數提升至2005年的123.24(即台灣實質GDP累計成長約23%)，低於南韓的135.28，香港的135.72， 新加坡的133.02。這些指數表示，東亞四小龍同於1999年起跑，台灣經濟總產出在六年內已分別相對落後南韓9.77%，香港10.12%，新加坡7.93%。
經濟成長會隨發展階段而逐漸減緩，但是台灣經濟成長若是落後於同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工業經濟，則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訊。
政治獨統立場的不同，常常使人們各自找尋自己喜歡看的經濟統計數字，或者以服務本身政治立場來各自詮釋相同的數字。這個問題在台灣特別嚴重。
依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全球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已由1980年代的3.3%減緩到1990-2003十四年間的年平均2.8%，減緩幅度達15%。其中世界七大工業國家(美、日、德、法、英、義、加)則由1980年代的3.0%減緩到該十四年間的年平均2.2%，減緩幅度更高達27%。
顯然，中國經濟的崛起，並沒有帶動全球經濟成長；正如同台、中經濟整合，並沒有帶動台灣經濟成長一樣。
台灣的核心實力在於技術創新，自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筆者常為文建議以「積極創新，經略全球」為策略主軸，來迎接中國經濟崛起的挑戰與機會。可惜在「中國熱」的迷思下，台灣的經濟實力漸漸流失。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Thursday, March 09, 2006
台灣的現狀豈可模糊論述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3-9-2006; 又載 南方快報, 3-10-'06; 台灣日報, 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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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7日陳水扁總統正式宣佈成立已15年的「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與「國統綱領」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此一宣佈餘波盪漾，國際政治暗流仍然不斷合擊台灣島，逼迫台灣民選政府不可改變台灣的現狀，無視台灣住民自由抉擇不可剝奪的人權。
台灣住民權不可剝奪
守護自由和人權乃是美國總統布希所稱頌「不可商議的人道要求」(the non-negotiable demands of humanity)， 這個高貴的理念再度被提及於美國務院甫出版的「2005人權執行國家報告」。
很遺憾，原來布希總統「不可商議的人道要求」是有收重標準。按美國務院副發言人厄瑞利(Adam Ereli)3月2日表示：我們期待台灣當局毫不含糊地証實2月27日的宣佈並沒有廢除「國統會」，沒有改變現狀，而且這些承諾仍然有效。另據美國之音3月7日報導，美參院軍事服務委員會主席沃納(John Warner)更提出警告：如果台灣官員以不必要的政治語彙引發危機，美國也許不會在台、中衝突大力馳援。難道台灣住民自由抉擇等基本人權是「可商議」的人道要求！
中國政府一向硬抝，經常豪無根據地向國際上私自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赤裸裸的侵略性軍國主義。例如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3月7日表示：台灣當局領導人強行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領」，是走向「台獨」的危險一步，是對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另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3月6日引用「中國第十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主權獨立為人民共識
台灣政府必須精確有力地駁斥中國的軍國主義，以及美國對人道要求的收重標準。台灣更須在國際上以明確地國際法論述，毫不含糊地闡釋台灣的現狀，堅決地守護台灣住民自由抉擇的基本人權。
台灣的中華民國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先生3月6日在台北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指出：台灣和中國大陸從1949年開始就處於相互不從屬的狀態，台灣前途的決定權是在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手中，這是台灣的共識，陳水扁總統終止國統綱領的適用是適切的判斷。吳釗燮主委並重申：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未來前途只有全體台灣人民可以決定，並非由中國決定，這是我們確切不疑的立場，也是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
基本上，吳釗燮主委有關「未來前途只有全體台灣人民可以決定，並非由中國決定」的聲明，是一適時而有力的回應。不過，吳釗燮的論述，固然本於堅守台灣主體性立場，卻也模糊了台灣的現狀。現狀的是與不是，不可模糊。
首先，應予更正的是，1949年這一年並不是台灣島和中國大陸相互不從屬的起始年份。國際新聞媒體，也經常誤以為台灣島是自1949年起從中國分離出去。這是非常離譜的錯誤，因為台灣島(包括澎湖島)早在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署後，即不再和中國有任何從屬關係。請問吳釗燮先生：何以你會認定台灣和中國大陸從1949年開始就處於相互不從屬的狀態？你的根據是麼？這個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假設你的認定屬實，那麼，難道在1949年以前台灣島應隸屬中國？
事實上，台、中互不從屬的狀態一值從中日馬關條約簽署後即沿續到現在。自1895年到現在的過去111年間，台灣從來就是獨立於中國領土主權之外。
台灣政府應誠實認清，適時澄清，始能堅穩地站在正確現狀的基礎上，跨出正確的腳步，更有力地在國際上彰顯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如何缺乏正當性，是如何荒謬，以及是如何霸道地侵犯台灣住民的基本人權。
獨立建國權不可剝奪
但是，台灣島不隸屬中國的事實狀態，並不表示台灣已是一個國家(State)。從1895年馬關條約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止，台灣島是日本的領土。從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起，台灣島一直處於美國委派中華民國政府佔領的被佔領狀態。佔領當然不代表擁有，不論佔領時間有多久。因此即使中華民國政府都無權擁有台灣島，遑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台灣島屬於台灣住民集體所擁有。沒錯，主權在民，但是台灣住民並沒有完成獨立建國的程序，台灣的國家主權如何產生？獨立建國是台灣住民「不可商議的人道要求」，台灣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國家，國際列強有何理由阻擋！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