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單獨脫隊了嗎？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6-25-2006; 東森新聞報, 6-28-2006

『按各年當期市場匯率計算，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僅小幅成長，香港更呈微幅衰退，但是按攸關國民生活水準的PPP基礎計算，台灣在最近三年竟然以擴大的差距領先韓國，而且已緊緊逼近新加坡。不過，台灣經濟體系資源效率提升的利得顯然並沒有轉化為工資，下放到島內廣泛的受薪階層，而是以利潤形式集結於社會上的高所得階層。』

筆者在東森論壇曾為文(“台灣的選擇: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4/30/2006) 分析台灣經濟成長減緩和實質工資下降乃全球現象的縮影，並指出此一現象相當大程度源自於「中國因素」的衝擊。最近在總統罷免聲浪中，一些媒體評論或政黨又出現似是而非的論斷或分析。

例如今周刊發行人暨財訊月刊執行長謝金河先生於東森論壇6月17日為文(“台灣要以小伺大－－用經濟數字檢視政府這些年做了什麼?)指出:

“台灣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國民所得一直裹足不前，2000年台灣國民所得14,519美元，2004年14,271美元，換句話說不但沒有成長，還往後退步。總統現在面臨艱苦保「位」戰，但是單單以國民所得來看，台灣經濟成長交出了一張不及 格的成績單。”

的確，台灣經濟成長自1980年代末期起一直呈現長期趨緩之勢，這種現象尤其同樣反映在緊密環遶中國週邊的其他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南韓，香港。謝金河先生以國民所得的變動做出扁政府「不及 格」的結論，實在過於輕率，因為除了分析不夠嚴謹外，他所用的「國民所得」是一個依照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名目(nominal)變數，不是實(real)變數。雖然依照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名目國民所得的確有其重要意義，不過，一般而言，經濟上任何名目變數(包括名目國民所得)的變動，比較難以準確反映購買力或生活水準的變動，甚至也常會扭曲事實真象。

又，謝金河先生在該文中以10,000美元的名目國民所得作為一個重要門檻，並分析各國名目國民所得在跨過此一門檻後花多少年倍增為20,000美元。這種分析是不能過度解讀，並且可能因而演繹出偏頗或錯誤的結論，因為通貨膨脹率或市場匯率的變化，會使得同樣一塊美元在不同期間、不同的經濟體內代表不同的購買力。譬如，當一個國家的名目國民所得增加時，其所得購買力或生活水準，是有可能不增反減。又譬如當一個國家的名目國民所得停滯或減少時，其所得購買力或生活水準，也有可能不減反增。

所以，為準確反映一國不同其間所得的縱向變化，或者同一期間不同國家所得的橫向比較，經濟學界除了觀察極易受短期因素影響的當期市場匯率名目國民所得外，更是重視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或簡稱PPP)匯率估算的國民所得。PPP基準的GDP雖然估算困難，且傾向於高估開發中國家的國民所得，惟一般來說，它更能準確反映各國生活水準的高低變化。茲依
照取自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此兩種GDP資料針對東亞四小龍分析如下：

如表一所示，在民進黨執政的最近六年期間(2000-2005)，按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平均每人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 per capita，以下簡稱“人均國民所得”)由2000年的13,823美元在經歷連續
兩年下降後，已逐年回升至2005年的14,860美元，平均年成長率僅1.45%。同期間,其他東亞四小龍按照同一基礎計算的人均國民所得平均年成長率,依序分別為南韓的6.11%，新加坡的2.78%，香港的負0.01%。就此項名目得比較，台灣的表現優於香港，但遜於南韓和新加坡。南韓的表現尤其突出，但切記，這個分析是基於市場匯率的名目所得，而名目所得的成長不必然代表國民生活水準提升。

表一：東亞四小龍人均國民所得(按市場匯率GDP per capita, 單位：美元)

	台灣	南韓	香港	新加坡
2000	13,823	10,891	24,638	23,042
2001	12,480	10,181	24,090	20,774
2002	12,456	11,500	23,466	21,163
2003	12,531	12,635	22,760	21,765
2004	13,260	14,049	23,667	24,740
2005	14,860	14,784	24,626	26,481
平均年成長率	1.45%	6.11%	-0.01	2.78%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觀察按照PPP匯率計算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以下減稱“PPP人均國民所得”)的變動。如表二所列，在民進黨執政的第一年(即2000年)，台灣的PPP人均國民所得為22,067美元。此後除經歷2001年的短暫衰退，即一路挺升至2005年的27,122美元。總計在2000-2005的六年期間內，台灣按PPP基準的人均國民所得平均年成長率為4.13%，低於南韓的5.80%和香港的4.57%，但高於新加坡的3.16%。在這裡需要一提的是，按各年當期市場匯率計算(見表一)，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僅小幅成長，香港更呈微幅衰退，但是按攸關國民生活水準的PPP基礎計算，兩者都表現不錯。其實，就PPP人均國民所得言，台灣在最近三年竟然以擴大的差距領先韓國，而且已緊緊逼近新加坡。

謝金河先生稱：「陳水扁總統的六年，國民所得停滯不前顯然有個癥結， 就是在中國大陸崛起的過程中，台灣單獨脫隊了。」筆者實在看不出台灣究竟是如何單獨脫隊？

表二：東亞四小龍PPP人均國民所得(按PPP匯率GDP per capita, 單位：美元)

	台灣	南韓	香港	新加坡
2000	22,067	16,869	25,694	24,097
2001	21,975	17,809	26,245	23,540
2002	22,934	19,244	26,958	24,209
2003	23,911	20,078	28,052	24,495
2004	25,614	21,305	30,558	26,799
2005	27,122	22,543	32,292	28,228
平均年成長率	4.13%	5.80%	4.57%	3.16%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謝金河先生又稱：「總統現在面臨艱苦保「位」戰，但是單單以國民所得來看，台灣經濟成長交出了一張不及格的成績單。 」

事實上，筆者上面的分析已顯示謝金河先生這個結論基礎薄弱。的確，在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六年期間(2000-2005)，台灣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3.58%(按實質國內生產毛額，real GDP)，分別低於新加坡的4.95%，南韓的5.18%，以及香港的5.28%，排在東亞四小龍之末。這確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訊，但最近三年(2003-2005)，台灣經濟的平均年成長率為已提昇達4.53%，超越南韓的3.93%，只是仍低於城市經濟新加坡的6.00%、香港的6.37。

不過,上述所得與產出成長的統計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就資源利用效率言，台灣明顯居東亞四小龍之首，因為台灣是以較低的產出成長造就較高的PPP所得成長，而其他東亞小龍則以較高的產出成長造就較低的PPP所得成長。換言之，相較於其他東亞小龍，台灣能以較少的資源投入取得生活水準相同程度的提昇。就某種意義言，這是台灣經濟體系的優勢。不過，台灣經濟體系資源效率提升的利得顯然並沒有轉化為工資，下放到島內廣泛的受薪階層，而是以利潤形式集結於社會上的高所得階層。

這個不利所得均勻分配的現象，可由台灣勞動生產力和工資的變動關係窺知。根據經建會的經濟統計年報，以民進黨執政下的最近這段期間言，台灣製造業勞動生產力指數由1999年的90.70逐年攀升達2004年的122.13，總計強勁上升35%；但同期間實質工資卻是不增反減。那麼勞動生產力的利得跑去那裡？當然是以利潤的形式跑去資本主的口袋裡。

總之，台灣經濟今日面臨的挑戰，至為嚴峻，不但須致力於技術創新帶動經濟永續成長，更須確保全民分享經濟成長。否則，逐漸萎縮的中產階級，將使建構台灣主體性守護民主自由的政治工程，徒然增加阻礙，進而形成統獨政治對立下的不穩定力量。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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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策略思維不應鎖在中國

如果民進黨內部仍然爭鬥於「開放」或「鎖國」的泥沼中，而不是在於如何針對中國妥善設計歧視性開放，以符合台灣利益與台灣主體性，那麼民進黨的價值究竟在那裡？

◎林環牆，部落格專論，5-24-2006; 南方快報, 5-26-2006; 台灣日報, 5-28-2006

中國國民黨、親民黨、和其他泛統勢力共同以「經營大中國」來建構台灣經濟策略的主軸，一點也不足奇。但是民進黨也將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則不惟顯現其策略視野的狹隘和迷思，更是有負台灣人民期待本土政權守護「台灣主體」和「台灣利益」(Taiwan Interest)的雙核心價值。

日前(5/23) 民進黨福利國連線成員李俊毅先生在該黨派系會議中提出「中國政策決議文草案」，建議政府在中國政策方面，「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自由經濟替代管制干預」，讓台灣利用全球化自由經濟厚植國力，爭取國際生存空間。

筆者不知「中國政策決議文草案」是否代表民進黨福利國連線的策略取向。若是，則民進黨內部隱然有福利國連線和新潮流先前在今年一月提出「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策略路線的合流之勢。此一態勢堪憂！把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如何建構守護「台灣主體」和「台灣利益」的大戰略？

首先，李俊毅先生建議「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這個建議似乎有理，不過，不切實際。因為它不可能是台灣政府可資運用的策略變數。規模的絕對不對稱，無法讓台灣在台、中關係中片面地做「和平合作」或「對抗圍堵」的策略取捨，同時又能讓台灣兼顧「主體」與「利益」的雙核心價值。中國霸權的崛起，有其更廣泛的地緣政、經、軍多維交織的多層次目的。台灣本身很難擁有片面行使自主的策略籌碼，並進而形成中國遂行其多層次目的的策略變數。易言之，在台、中關係中，台灣的策略自主空間相對較小，此迥異於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大國。

因此，李俊毅先生建議「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的淨效果，可能只會演變成只是在於鋪陳「自由經濟替代管制干預」的下半段建議，徒然進一步強化「經營大中國」的策略觀，而絲毫無助於讓中國改變其霸權戰略。

民進黨似乎依然沒有能力對台灣的經濟遠景做策略性思考。政府對台、中關係的經貿投資政策，其正確的策略思維理應是「歧視性(Discriminatory)開放」與「非歧視性(Non-discriminatory)開放」之間的取捨，根本就不應是「自由經濟」或「管制干預」，也不是「開放」或「鎖國」的抉擇。

所謂「歧視性開放」，乃是在自由經濟的基本思維下，台灣利用政府政策針對特定區域或國家施予不同程度的開放。類此「歧視性開放」概念的應用，其實相當普遍。例如歐盟各會員國即對非會員國施予歧視性開放。另去年12月 14日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的東亞高峰會議，則已決議透過「東協加三」逐步強化區域經濟整合，最終推動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 (East Asian Community)，此即在於對台灣與更多的其他非會員國實施歧視性開放。

台灣應不應經由妥善的政策設計，對台灣的唯一敵國(中國)實施歧視性開放？站在守護台灣價值的視野，這個問題當然是肯定的。如果民進黨內部仍然爭鬥於「開放」或「鎖國」的泥沼中，而不是在於如何針對中國妥善設計歧視性開放，以符合台灣利益與台灣主體性，那麼民進黨的價值究竟在那裡？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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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的2006年世界競爭力排行榜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5-12-2006

備註：小括弧( )內數字代表2006年的排名，而中括弧[ ]內數字代表2005年的排名。只要點選上圖即可浮現一個更清楚的排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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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選擇：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

如 何選擇有效的策略非常重要，但是觀念引導策略，錯誤的觀念必然產生錯誤的策略。台灣的選擇非常清楚，那就是「創新」，而不是「中國因素」。台灣當然不必排斥善加利用中國因素，但這不是台灣的經濟戰略主軸。台灣的主軸路線應在於集合島內外資源，有效提供創新投資的誘發機制，建構福爾摩沙成為一個東亞創新導向的高所得經濟。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27-2006; 東森新聞報 4-29-2006, 4-30-2006

在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大家主動表達意見是一件好事。不過有些人在發表評論時，特別是針對台灣經濟問題，常常看到評論者分不清究竟自己是在作規範性(normative)的意見或立場陳述，還是在作實証性(positive)的邏輯分析。當評論者把個人規範性的價值觀和實証性的邏輯分析混在一起，或者評論者本身缺乏經濟理論與邏輯的訓練，那麼這樣是不可能對台灣經濟問題提出客觀分析，為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多增加一份有意義的訊息。

台灣向下沈淪？

茲舉東森論壇四月二十六日某國立大學教授發表「為民進黨不停歇的經濟會議進二三語」一文為例說明。

首先，該文謂：「目睹台灣人曾有的傲世經濟成就，一步步向下沈淪，卻無計可施，完全束手無策。我們之所以有如此沈痛的觀察，不是杞人憂天，更非咒咀台灣。」事實上，這項觀察是聳動有餘，談不上知識分子發揮理性批判的力量。

如果我們分析比較長期的資料，並從全球經濟的大視野來看，相信大家會對台灣經濟的真實面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的確，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已經減弱了。

在1980年代，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大約是7.9%。在緊接著的1990-95期間，台灣經濟平均每年成長率減緩至6.8%。在1995-99期間再減緩至5.8%。也就是說：在整個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的1990年代，台灣經濟年成長率由1980年代的7.9%逐年趨緩而降低到5.8% (即減少了2.1個百分點)。台灣經濟成長期減弱的現象，並沒有因政黨輪替獲得改善，而仍然沿續至民進黨執政的最近這段期間。按在2000-05期間，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進一步下降至3.7%，即較之前五年期間(1995-99)再減少了2.1個百分點。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民進黨執政這段時間，全球高科技泡沫化剛好發生在2001年，而台灣經濟又正好高度專業化於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因此對台灣經濟的打擊相當嚴重。在2001年這一年，台灣經濟成長率乃滑落到負2.18%。其他東亞小龍經濟同年的成長率分別是：新加坡為負2.30%，香港為0.50%，南韓為3.80%。除了南韓外，台、新、港等經濟，不是成長停滯，就是呈現衰退。但是這些經濟都沒有「一步步向下沉淪」，反而隨著全球景氣好轉，經濟成長率又隨即彈升。

最近四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分別是：2002年為4.3%，2003年為3.4%，2004年為6.1%，2005年為4.09%。新近三年台灣經濟且都超越南韓，但在整個2000-05期間，台灣經濟年成長率為3.7%，低於新加坡的4.95%，南韓的5.18%，以及香港的5.28%。究境是不是屬暫時落後，仍有待密切觀察，不可輕忽。

成長減緩是全球現象

無論如何，從中國國民黨執政的1991年起迄民進黨執的2005年止的十五年內，台灣經濟成長率的趨勢線基本上呈現向下走勢，而這個長期走勢並沒有因政黨輪替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事實上，經濟成長期趨緩是全球相當普遍化的現象，並不是台灣單獨有的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資料，在1980-1990期間，全球經濟平均年成長率為3.3%，但在此後1990-2003的十四年期間該年成長率減緩為2.8%，減緩幅度達15.2%。其中世界七大工業國，除加拿大外，都出現經濟成長減緩的現象:

• 美國─由3.6%降為3.3%, 減緩8.3%；

• 日本─由3.9%降為1.2%, 減緩69.2%；

• 德國─由2.3%降為1.5%, 減緩34.5%；

• 法國─由2.4%降為1.9%, 減緩20.8%；

• 英國─由3.0%降為2.7%, 減緩15.6%；

• 意大利─由2.5%降為1.6%, 減緩36.0%；

• 加拿大─由3.2%升為3.3%, 加速3.1%。

日本經濟成長減緩程度最驚人，經濟成長率竟掉了三分之二。其次是德、意兩國各約掉了三分之一，法國掉了五分之一，英國掉了六分之一，美國則比較輕微。

這種全球經濟成長普遍減緩的現象同樣反映在東亞四小龍身上。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資料，東亞四小龍，除了新加坡外，經濟成長減緩也非常驚人。其中香港平均年成長率從1980-1990的6.8%下墜至1990-2003的3.7%，成長減緩程度高達45.6%；南韓次之，由9.0%滑落至5.5%，減緩程度達38.9%；台灣再次之，由7.9%滑落至5.3%，減緩程度達32.5%。

北歐和西歐一些高所得且以創新見長的小規模經濟，除愛爾蘭逆勢強勁加速經濟成長外，也沒有倖免於成長減緩的全球現象。例如瑞士平均年成長率從1980-1990的2.0%下降至1990-2003的1.2%，成長減緩程度高達40.0%；芬蘭由3.3%下降至2.8%，減緩程度達15.2%；瑞典由2.5%緩降至2.3%，減緩程度達8.0%。

中國因素與全球現象的省思

為什麼在幅員遼闊人口龐大的中國經濟長達25年平均每年成長10%的情況下，全球經濟總合產出的成長仍然是緩慢下來(減緩幅度達15.2%)？顯然，這和中國仍然是依賴外資推動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有關。一方面，中國低廉工資的勞工磁吸大量外資，兩者結合造就競爭力強勁的勞力密集產業，縱橫全球，壓縮許多國家的市場佔有率。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強勁的擴張，並未形成足夠龐大的內需市場，以胃納其他國家的產品，卻徒然帶動能源和工業原物料價格的上漲，凡此種種都產生下拉他國經濟成長的牽制作用，同時壓抑比較先進國家勞工實質工資的提升。

簡言之，中國這種內需市場和出口市場不平衡的成長模式，擠壓了很多國家經濟與實值工資的成長空間。過去東亞四小龍也曾經歷相同的成長模式，但是，在當時全球經濟體係比較能夠包容，因為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規模比較小。中國則不同，因為經濟規模龐大(特別是絕對充裕的勞動供給)，全球經濟體系相對較難吸收中國長期內外市場不平衡的成長模式。這同時也解釋為什麼國際社會頻頻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因為如此將有助激勵中國內需市場和國際商品出口至中國，同時中國內外失衡的經濟結構也將可獲得改善。

以上分析並不在於否定中國提供廉價商品，強化國際競爭，促進全球消費者利益。不過，在中國因素正反交互作用下，伴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擴張的另一面，卻是全球經濟成長趨緩的事實，而且，特別是緊密環遶中國周邊的台灣，香港，南韓，日本等較先進經濟體，其經濟成長減緩程度相較於全球經濟，都更為凸顯，更為嚴峻。

的確，日本和東亞四小龍已因進入較成熟的經濟發展階段，而跨越了成長的高峰期。所以，即使沒有中國因素，經濟成長也終究會慢慢趨緩，從而收斂於一個「長期可支撐的永續成長率」。

台灣的選擇

在全球現象的大架構下，台灣遭逢經濟成長減緩，甚至實值工資下降的困境。這個台灣現象就是全球現象的縮影。

如何選擇有效的策略非常重要，但是觀念引導策略，錯誤的觀念必然產生錯誤的策略。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任何經濟的成長率最後總要減緩並收斂於一個長期可支撐的永續成長率，那麼是什麼東西主導決定這個經經永續成長率？無他，技術創新和人口成長兩者。如果沒有了技術創新，那麼台灣「實質GDP」(國內生產毛額)的長期永續成長率將悲慘地僅僅等於台灣的人口成長率(年成長率大約0.61% )，導致台灣「平均每人實質GDP」的長期永續成長率降低為零。

台灣的選擇非常清楚，那就是「創新」，而不是「中國因素」。台灣當然不必排斥善加利用中國因素，但這不是台灣的經濟戰略主軸。台灣的主軸路線應在於集合島內外資源，有效提供創新投資的誘發機制，建構福爾摩沙成為一個東亞創新導向的高所得經濟。

很慶幸，台灣經濟的核心實力正是技術創新。台灣怎麼可能會無計可施，完全束手無策？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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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發展的大戰略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18-2006; 台灣日報, 4-21-2006

自從中國加入自由世界經濟體系以來，台灣經濟承受非常大的衝擊。台灣的經濟發展戰略一直備受各界關注，不過，戰略路線卻一直向中國傾斜。

在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時代，台灣的路線基本上沿著「戒急用忍」和「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策略主軸前進。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的經濟戰略路線開始分歧，終於民進黨政府在陳水扁總統第一個四年任期內捨棄了「戒急用忍」，而對中國改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也終於演變成以「經營大中國」來建構台灣的策略主軸。社會上也常將台灣經濟前景寄托於更緊密的台、中經濟整合。

在政治上的後遺症，即親中路線抬頭，民進黨內部如此，中國國民黨和親民黨如此，大企業集團也是如此。最近國共經貿論壇能夠匯集許多台商，配合北京打擊台灣民選政府，民進黨的經濟傾中路線的確也難辭其咎。

台灣亟需前瞻自信的經濟發展戰略，突破當前困局，擘劃將來遠景。陳水扁總統今年年初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路線微調，雖然試圖扭轉過度向中國傾斜的政經問題，不過格局仍是停留在台、中雙邊關係的狹窄範圍內，欠缺積極性構建台灣未來的宏觀戰略。而所謂「深耕台灣，佈局全球」仍然沒有深度的戰略思考，無法落實展現整套大架構的宏觀戰略。

最近(四月十四日)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發表於自由時報的「經濟戰略轉回台灣」一文提供了值得各界深思的戰略觀。李前總統說：「台灣經濟發展的戰略失誤，就在為了去中國大量複製台灣的昨天，放棄了建設台灣的今天，更未能規劃台灣和世界的明天。這是台灣經濟的自殺戰略。」

的確，台灣經濟的將來遠景，是不可能在台灣外部的任何世界各地經由複製「台灣的過去」來達成。將台灣過去成功的產業(紡織，製鞋，石化，半導體等)外移到中國或其他國家去，基本是屬於複製台灣的過去，而不是在於創新未來。

當然任何經濟體都受到有限資源的牽制，不可能也不必要緊握著「過去」不放，否則將無法經由釋出資源(例如人力、資本、土地)來創造、容納、發展將來的新興產業。因此，台灣當今社會有限資源的分配，必須顧慮到「在海外複製台灣的過去」和「在台灣創新其將來」兩者之間維持動態平衡。類此策略論述，筆者已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自由時報發表「反擊中國熱的台灣經濟藍圖」一文，即提出政府必須正視台灣對外「垂直整合」和台灣內部「垂直創新」失去動態平衡的問題。

如何將上述創新將來和複製過去的動態平衡思考，落實在政策層面，才是台灣經濟發展戰略的軸心路線。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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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解讀台灣經濟表現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9-2006, 台灣日報, 4-13-2006


台灣和中國進入長達15年的經濟整合後，台灣的總體經濟表現的確落居東亞四小龍之後。據最近南韓央行和台灣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統計，南韓2005年平均每人名目GDP為16,291美元，台灣則為平均每人15,271美元，使南韓的平均每人名目國民所得首度超越台灣。

雖然經建會主委胡勝正分析說，在採取剔除物價及匯率等因素後的購買力平價 ( PPP)來計算，台灣平均每人GDP仍然持續領先南韓。但是台灣經濟成長力道呈現長期性減弱，以及相對落後於南韓，香港，新加坡等現象，政府真的不可輕忽。

以最近六年(2000-2005)來說，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為3.58%， 不僅低於1980年代的8%和1990年代的6%，同時又相對於東亞其他小龍表現遜色 (在2000至2005的六年期間，南韓平均經濟年成長率為5.18%，香港為5.28%， 新加坡為4.95%)。經濟成長率即使小幅落後，五十年或百年後，已足以使一國經濟由相對富裕衰弱為相對貧窮。

附圖正是說明這個2000-2005年間台灣成長落後帶來經濟實力被拉開的現象：設定每一經濟體1999年的實質GDP指數為100，那麼台灣最近相對落的經經濟成長僅使該指數提升至2005年的123.24(即台灣實質GDP累計成長約23%)，低於南韓的135.28，香港的135.72， 新加坡的133.02。這些指數表示，東亞四小龍同於1999年起跑，台灣經濟總產出在六年內已分別相對落後南韓9.77%，香港10.12%，新加坡7.93%。

經濟成長會隨發展階段而逐漸減緩，但是台灣經濟成長若是落後於同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工業經濟，則是一個不可輕忽的警訊。

政治獨統立場的不同，常常使人們各自找尋自己喜歡看的經濟統計數字，或者以服務本身政治立場來各自詮釋相同的數字。這個問題在台灣特別嚴重。對於經濟成長減緩，任何政黨必須嚴肅面對，協助找出正確的因應策略。

依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全球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已由1980年代的3.3%減緩到1990-2003十四年間的年平均2.8%，減緩幅度達15%。其中世界七大工業國家(美、日、德、法、英、義、加)則由1980年代的3.0%減緩到該十四年間的年平均2.2%，減緩幅度更高達27%。

顯然，中國經濟的崛起，並沒有帶動全球經濟成長；正如同台、中經濟整合，並沒有帶動台灣經濟成長一樣。

台灣的核心實力在於技術創新，自民進黨政府執政以來，筆者常為文建議以「積極創新，經略全球」為策略主軸，來迎接中國經濟崛起的挑戰與機會。可惜在「中國熱」的迷思下，台灣的經濟實力漸漸流失。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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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現狀豈可模糊論述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3-9-2006; 又載 南方快報, 3-10-'06; 台灣日報, 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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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7日陳水扁總統正式宣佈成立已15年的「國統會」終止運作(cease to function)與「國統綱領」終止適用(cease to apply)。此一宣佈餘波盪漾，國際政治暗流仍然不斷合擊台灣島，逼迫台灣民選政府不可改變台灣的現狀，無視台灣住民自由抉擇不可剝奪的人權。

台灣住民權不可剝奪

守護自由和人權乃是美國總統布希所稱頌「不可商議的人道要求」(the non-negotiable demands of humanity)， 這個高貴的理念再度被提及於美國務院甫出版的「2005人權執行國家報告」。

很遺憾，原來布希總統「不可商議的人道要求」是有收重標準。按美國務院副發言人厄瑞利(Adam Ereli)3月2日表示：我們期待台灣當局毫不含糊地証實2月27日的宣佈並沒有廢除「國統會」，沒有改變現狀，而且這些承諾仍然有效。另據美國之音3月7日報導，美參院軍事服務委員會主席沃納(John Warner)更提出警告：如果台灣官員以不必要的政治語彙引發危機，美國也許不會在台、中衝突大力馳援。難道台灣住民自由抉擇等基本人權是「可商議」的人道要求！

中國政府一向硬抝，經常豪無根據地向國際上私自聲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赤裸裸的侵略性軍國主義。例如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3月7日表示：台灣當局領導人強行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領」，是走向「台獨」的危險一步，是對國際社會普遍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和台海和平穩定的嚴重挑釁。另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3月6日引用「中國第十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規劃綱要草案」表示：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主權獨立為人民共識

台灣政府必須精確有力地駁斥中國的軍國主義，以及美國對人道要求的收重標準。台灣更須在國際上以明確地國際法論述，毫不含糊地闡釋台灣的現狀，堅決地守護台灣住民自由抉擇的基本人權。

台灣的中華民國陸委會主委吳釗燮先生3月6日在台北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指出：台灣和中國大陸從1949年開始就處於相互不從屬的狀態，台灣前途的決定權是在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手中，這是台灣的共識，陳水扁總統終止國統綱領的適用是適切的判斷。吳釗燮主委並重申：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未來前途只有全體台灣人民可以決定，並非由中國決定，這是我們確切不疑的立場，也是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

基本上，吳釗燮主委有關「未來前途只有全體台灣人民可以決定，並非由中國決定」的聲明，是一適時而有力的回應。不過，吳釗燮的論述，固然本於堅守台灣主體性立場，卻也模糊了台灣的現狀。現狀的是與不是，不可模糊。

首先，應予更正的是，1949年這一年並不是台灣島和中國大陸相互不從屬的起始年份。國際新聞媒體，也經常誤以為台灣島是自1949年起從中國分離出去。這是非常離譜的錯誤，因為台灣島(包括澎湖島)早在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署後，即不再和中國有任何從屬關係。請問吳釗燮先生：何以你會認定台灣和中國大陸從1949年開始就處於相互不從屬的狀態？你的根據是麼？這個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假設你的認定屬實，那麼，難道在1949年以前台灣島應隸屬中國？

事實上，台、中互不從屬的狀態一值從中日馬關條約簽署後即沿續到現在。自1895年到現在的過去111年間，台灣從來就是獨立於中國領土主權之外。

台灣政府應誠實認清，適時澄清，始能堅穩地站在正確現狀的基礎上，跨出正確的腳步，更有力地在國際上彰顯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如何缺乏正當性，是如何荒謬，以及是如何霸道地侵犯台灣住民的基本人權。

獨立建國權不可剝奪

但是，台灣島不隸屬中國的事實狀態，並不表示台灣已是一個國家(State)。從1895年馬關條約到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止，台灣島是日本的領土。從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日起，台灣島一直處於美國委派中華民國政府佔領的被佔領狀態。佔領當然不代表擁有，不論佔領時間有多久。因此即使中華民國政府都無權擁有台灣島，遑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台灣島屬於台灣住民集體所擁有。沒錯，主權在民，但是台灣住民並沒有完成獨立建國的程序，台灣的國家主權如何產生？獨立建國是台灣住民「不可商議的人道要求」，台灣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國家，國際列強有何理由阻擋！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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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現狀是什麼？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2-9-2006, 又載 南方快報 & 台灣日報, 2-1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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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水扁總統在新春期間發表包括廢除「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的一序列重要政策宣告後，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亞當‧厄瑞利(Adam Ereli) 旋即於一月三十日重申美國對台灣政策兩點聲明：

第一，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基於美國的 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 ，以及三個美、中聯合公報；

第二，美國敦促北京和台北建立實質對話，以互利台灣海峽兩岸。

在現場記者發問下，厄瑞利又聲明：美國反對台灣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status quo) ,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就是要片面改變現狀。

相信世界上沒有人會去挑釁台灣海峽對岸─中國─的現狀。但是另一岸─台灣─的現狀是什麼？國際強權，例如美、中、俄等大國，究竟有何理由擋住台灣前進申張台灣的主體性和建立台灣的國格！

關於對台灣現狀的探討，海外台灣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現在執教紐約福丹大學法學院江永芳教授，在其發表於2000年福丹國際法學刊的一篇長達50頁名為“國家，主權，與台灣”的學術論文中，即早已提出嚴謹的論述和剖析。目前高喊「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主權重疊」，「中華民國是台灣」以及「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她的國號叫『中華民國』」等主張，其實都是脫離台灣現狀的各自表述。

針對福爾摩沙的歷史長河稍作縱深觀察，以及在綜合國家論和國際法的透視下，一個立即浮現的關鍵事實是：台灣島不是中國的領土，自然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台灣島在其過去漫長的歷史中，雖然曾經短暫地被納入中國清朝政府管轄的領土，但是依據1895年4月17日簽署的馬關條約 (Treaty of Shimonoseki)，清朝政府已把台、澎諸島 割讓給日本 。從此台灣島(包括澎湖島)與中國就不再有任何的領土隸屬關係。

1951年9月8日是台灣島身份的另一轉折點：依據當時簽署的舊金山和約 (Peac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日本放棄對台灣島的所有權 。該合約於次(1952 ) 年4月28日生效，台灣島從此正式脫離日本。

馬關條約和舊金山和約都是屬於國與國之間締結的國際條約(Treaty)，為正式的國際法律文件。前者切斷了台、中領土歸屬關係，後者則割離台、日領土歸屬關係。

請問中國何時遵循國際法再度取得台灣的領土主權？中國，無論是其現在的代表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其自1949年迄今一直佔據台灣的流亡政府(中華民國)，都無法根據國際法來証實。

那麼台灣的現狀(status quo)是什麼？ 很清礎，借用江永芳教授的分析:

• 台灣是一自治的地域實體 (A self-governing territorial entity)；

• 台灣島不屬於世界任何國家；

• 台灣島是台灣住民集體所擁有。

準此以觀，台灣人民當然有權利選擇改變台灣的現狀，決定台灣的前途，包括向世人宣告台灣建國。因為這些行動並無侵犯到任何國家的主權，或任何國家人民的自由與生活方式。

是以，中國無權干預台灣人民自由的抉擇， 美國、日本、歐盟、俄羅斯等強權亦然。世界強權蠻橫地以區域和平為藉口，阻擋台灣住民行使自由的抉擇，其實就是在剝奪阻擋台灣住民的基本人權。

長久以來，中華民國政府蒙騙了台灣人民。台灣根本就不是中國的領土。1943年11月27日的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 僅是盟軍在戰爭期間自行發佈的政策性公報。它不是國際條約，沒有規範領土割讓或歸屬的法律效力。更何況在開羅宣言發佈時，台灣仍是日本領土。當你沒有台北101的所有權時，你如何以自己的"意見"聲明，轉讓他人的財產？

台灣人民必須看清事實，台灣才站得起來。舊金山和約給予台灣獨立建國的法律條件與機會，台灣要從當前自治的地域實體提昇成為主權國家 ，其實第一要務就是拆除中華民國體制。只要堅持台灣主體性，堅守民主自由，堅固壯大台灣， 終會獲得國際同情與支持。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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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需要蛙跳式技術創新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2-6-2006; 南方快報, 2-14-2006; 台灣日報, 2-2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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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6) 台灣經濟研究院二所副所長張建一先生在自由時報 《財經時論》 提到：台灣高科技產業研發投入還有很大空間，若要快速提升技術，建議可以直接向其他國家購買技術或尋找技術合作。筆者略評，以供酌參。

台灣研究發展的資金投入，在1999年才首度跨過GDP的2.0%門檻，近幾年持續以數倍於經濟成長率的速度飛躍，已經挺升至GDP的2.5%。比起美、日等先進國家，雖然起步甚晚，不過，也正因如此，台灣在研發投入是擁有非常寬擴的空間。

以去(2005)年來說，台灣每百萬人取得276件美國專利(筆者按美國專利商標局核發件數計算)，略低於美國的288件，而居全球亞軍。排名前十名但在台灣之後的依序分別是：日本(267件)、瑞士(162件)、以色列(159件)、芬蘭(149件)、瑞典(141件) 、德國(127件)、加拿大(103件)、南韓(99件)。香港和新加坡分別為91件和95件，皆在十名之外。中國(不含香港)僅有0.45件，屬仰賴技術輸入的典型加工出口經濟。

一個經濟體的技術水平決定於其從過去到現在累積的「技術存量」，近數年來台灣每年經由專利所掌握的「技術流量」確實十分耀眼。不過，台灣仍然是扮演技術追趕(play catch-up)的腳色，其所累積的「技術存量」仍與先進國家有一段差距。

如何快速縮短技術差距，沒有捷徑；只有不斷投入研發，建構有效率的全面性創新體系，加強國際科技合作整合，以及活絡風險創業投資的資本市場等。

至於張建一先生建議「直接向其他國家購買，以快速提升技術」，則必須謹慎為之。除非對外所購買的技術，在台灣的企業或研究機構所掌握技術組合中，具備策略性互補作用，否則意義並不大。

台灣最需要的是「蛙跳式技術創新」，不僅是要超越今日的台灣，更要雄心勃勃地讓台灣成為未來全球技術疆界的開拓先鋒之一。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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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貿易順差 ─ 駁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的評論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30-2006; 南方快報, 2-4-2006; 略簡版刊載 自由時報, 2-7-2006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李維一，在１月２４日的記者招待會答覆記者提問陳水扁總統新年文告中有關「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台、中經貿政策新思維，作了以下評論(按中國人民網消息，1/24)：

1. 2005年台灣從大陸貿易獲得580億美元的順差，累計起來台灣從中國獲得的貿易順差已達到3300億美 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台灣現有的外匯存底，如果不是在對中國的貿易中獲得鉅額的順差，台灣將出現貿易逆差。

2. 這筆鉅額台對中貿易順差直接拉動了島內的經濟，解決了多少就業，提升了多少居民的 收入。

李維一上面這些評論，聽起來好像有道裡，其實經不起經濟邏輯的嚴謹 剖析。

基本上，對外多邊貿易出、進口差額所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內部儲蓄和內部投資呈現不平衡的現象。

當內部儲蓄大於內部投資時，對外貿易必然出現順差。此一順差數額等於內部儲蓄減掉內部投資所剩餘的超額儲蓄 。而且，此一超額儲蓄必然透過國際借貸流出，形成「淨資本外流」。相反的，當內部儲蓄小於內部投資時，對外貿易必然出現逆差。此一逆差數額等於內部投資減掉內部儲蓄所產生的內部超額投資。而為融通此一超額投資，必然透過借貸前述貿易順差國的超額儲蓄，形成國際資本自外流入貿易逆差國。

上述「內部儲蓄─內部投資=國際多邊貿易餘額」的方程式是任何總體經濟的國民所得會計恒等式，僅是說明一個經濟體內部儲蓄投資的抉擇是如何反映在國際貿易帳戶(或稱 “經常帳戶”)上 。此一國際貿易帳差額，不管是順差或逆差，並無價值規範(Normative)的意義。

簡單的說，貿易逆差本身，只要維持在可支撐水準，是不會傷害貿易逆差國經濟。而且， 若貿易逆差的形成是源自於內部活絡的投資活動，反而有助於貿易逆差國經濟的長期成長。同樣的，貿易順差本身，也不必然有利於貿易順差國經濟。而且，若貿易順差的形成是因內部投資低迷，導致超額儲蓄，形成資本過度外流，反而會傷害貿易順差國經濟的長期成長。

例如1990年代，日本長期享有貿易順差，但日本經濟卻是長期停滯。同樣是1990年代，美國長期出現貿易逆差，但美國經濟總體生產力卻是強勁揚升。這顯示貿易順差(或逆差)與總體經濟表現沒有因果必然的關係。

事實上，體制性追求長期國際貿易順差，來推動經濟成長，乃是重商主義「以鄰為壑」(Beggar thy neighbor) 的過時思維，極易引發國際貿易磨差，已屢見不鮮。無論是貿易順差或逆差，都必須控制在合適水準。否則，總體經濟將嚴重失衡，衍生更多經濟結構性的調整問題。

據經濟部估計，去(2005)年台灣台灣貿易順差將大幅縮減至70億美元左右(按經常帳戶統計，2004年台灣貿易順差為190億美元) ，這表示台灣同期間內部儲蓄仍然超越內部投資，以致產生大約70億美元的超額儲蓄，形成台灣的淨資本流出。

的確，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說對了一半 。如果扣除台灣對中國貿易順差580億美元(按中國官方統計)，台灣對中國以外地區的整體貿易是呈現貿易逆差。不過，李維一的邏輯錯了。他陷入重商主義的思維，錯誤的認為貿易順差必定有利於順差的一方。因此，李維一逕自僅憑片面數據就結論說：台對中這筆鉅額順差直接拉動了台灣經濟，解決了多少就業，提升了多少居民的 收入。

事實上，台、中貿易順差主要是反映全球產業供應鏈。台灣的企業自1990年代起，為了建立以中國為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把其內部「超額儲蓄」大量投資中國﹐ 據統計已經累增達2,800億美元。這個投資抉擇屬個別企業的營運策略。它建立了「台灣─中國─美國」的全球產業供應鏈，也帶來台灣對外貿易轉向，致使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

無疑，這個全球產業供應鏈符合成本效率。但是就台灣人民整體經濟利益言，台灣會不會為了發展此一供應鏈，而已經投入過多資源進入中國？這是一個台灣政府需要嚴謹評估的政策課題。只有天真的經濟學家或者意識掛帥的政客，才會認為台灣的市場體系已經完美到無需政府介入管理台、中經貿投資事務。

台灣人民整體是否受惠於此一牽涉台灣和中國的全球產業供應鏈，其攸關的經濟變數不是台對中貿易是否順差，或者台對中貿易順差已經累增到多少金額。

在開放經濟「動態一般均衡」的思考架構下，台灣政府應審慎評估的變數，乃是台商投資中國建立產業供應鏈是否已排擠島內投資所需資源 ﹔是否已惡化台灣對外貿易條件(即出口單位價值相對於進口單位價值比例) ﹔是否已減緩台灣技術創新的步伐﹔以及是否已阻礙創造島內高工資就業機會？這些關鍵的變數，都是可以數量化來嚴謹評估。

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對外貿易順差佔GDP(即台灣經濟內部總生產)的比例，即 由2000年的2.9%, 快速竄升至2001年的6.5%， 2002年的9.1%，2003年的10.2%。此顯示台灣內部投資和民間消費不振，以致形成內部儲蓄過多無法消化，而轉化為年年擴大的貿易順差。但前(2004)年，台灣貿易順差佔GDP比例則逆轉回落為6.2%。去(2005)年的順差比例，按筆者估算料將進一步滑落至3%以下。

這些變化反映六年來台灣內部儲蓄與投資的相對變動，與台灣產業對外競爭力的起落無關。不過，政府 的確有必要提出積極對策，有效地將內部儲蓄導入內部投資。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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