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和聯電是全球最大晶圓代工，國際競爭力強，不過在政府租稅優惠政策下，仍不必負擔合 理的稅負。這不是少數公司的個案，而是台灣整個高科技業的縮影，更是台灣總體經濟稅基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經濟部似乎仍執著於「公司福利」的微觀立場，未能宏觀體察稅基萎縮的嚴重性與急迫性。
日前陳水扁總統宣示租稅改革，並特別指出，三年內台灣租稅負擔率（即全台納稅總額佔ＧＤＰ比重）將由目前的十三點六％，提高至十五％，並以十八％訂為長期目標。這項稅改的核心在於財政部所提出的「最低稅負制」，而行政院稅制改革小組六月八日完成最低稅負定稿，採納財政部所提擴大稅基方案，企業最低稅負稅率訂 為十％，個人則為二十％。
台灣現行稅制早已遭嚴重扭曲，不但失去社會公平性，也無法因應政府財政需要與提昇經濟發展的長期目的。 究其原 因， 厥為政府制度面的設計，長期以來皆以側重「公司福利」（Corporate Welfare）為主，而非連同「家計單位福利」（household Welfare）一起作長遠的整體平衡考量。
過度側重公司福利的 局 部考慮，種種優惠企業的租稅減免或補貼乃因應而生。雖然租稅優惠或訂有落日條款，惟一旦現行優惠條例屆滿，新的條例旋即接上，以致已成熟壯大而全球競爭力強的企業，不必要也不合理地長期享受政府的租稅優惠或補貼。影響所及，台 灣總體經濟的「租稅所得彈性」下降，政府稅收不隨經濟成長合理地相應連動，造成ＧＤＰ擴大，但台灣租稅負擔率卻自一九九○年代大抵呈長期縮小的稅基侵蝕現像。
的確，維持一個低稅負的稅制，比較有利經濟發展，因為民間使用資源的效率一般比政府來得高。不過，一個低稅負稅制是否為長期可支撐 （sustainable），則是民間與政府必須嚴肅面對與深思。因為一旦稅收與ＧＤＰ正向彈性連動的關係脫鉤，而演變成長期結構性政府預算赤字，勢必使政府財政上無力提供高品質而足夠的公共財，包括人力資源、基礎研發、優質生活環境、法制、政府效率、全民醫療保險，以及國防安全等。這些公共財真正攸關台 灣投資環境與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長期根本要素。
在政府長期側重「公司福利」的政策思維下，台灣企業界（尤其是所謂的高科技業）的租稅負擔率實 在太低。如附表所示，美國英特爾、德儀、新加坡特許、芬蘭諾基亞等國際高科技公司，其研發(R&D) 密集度（按2004年度R&D支出佔公司銷貨收入比 重）不僅 都高達十 二％以 上，而且每 家公司稅 前盈餘繳 稅比重分 別為英特 爾二十七 點八五％，德儀二十三點一三％，特許四十二點○八％，諾基亞三十點六七％。
反觀號稱台 灣晶圓雙雄 的台積電和 聯電，其公司營運的R&D密集度不僅遠 遠落後（台積電四點八七％，聯電五點七○％），而且上年度（二○○四）皆可享受「負所得稅」，台積電為負○點一一五九億美元，聯電為負○點二三七五億美 元。「負所得稅」即代表不必繳稅，還可向政府領取補貼。即使按前年度（二○○三）為準，台積電也僅繳納九點一三％的公司所得稅，而聯電更低至六點四○％， 然而台灣總體經濟的租稅負擔率卻約為十三點五％。
台積電和聯電是全球最大晶圓代工，國際競爭力強，不過在政府租稅優惠政策下，仍不必負擔合 理的稅負。這不是少數公司的個案，而是台灣整個高科技業的縮影，更是台灣總體經濟稅基萎縮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經濟部似乎仍執著於「公司福利」的微觀立場，未能宏觀體察稅基萎縮的嚴重性與急迫性。
例如報載「經濟部長何美玥強烈反對最低稅負率訂為十％，她認為這個比率實在過高，會降低台灣企業在國際募集資金的能力，同時削弱企業在國內投資意願，甚至再度導致中國投資熱，經濟部對上週稅制改革小組的結論持保留意見，並會在行政院院會中力爭將最低稅負率訂在七點五％。」
事實上，衡諸國際高科技業的R&D密集度及其稅負情形，訂定十％的企業最低稅負率已嫌過於保守，將之提高至十二點五％也不為過。若把企業最低稅負率 大幅折減為七點五％，台灣稅制改革的啟動將淪為有名無實，而建立一個具備租稅所得彈性的擴大稅基，以支持永續發展的期待，也將遙遙無期。
財經決策者應該了解，國際競爭力的決定因素是多元的，短期間有利的因素，長期間未必有利，甚至可能逆轉為不利的因素。台灣的經濟前景奠基於明日的新興產業， 今日的現有產業必將慢慢失去動能而不足恃。對於已然工業化的台灣經濟，政策工具（例如租稅）的運用與有限資源的分配，應該強調鼓勵創新，催生新興產業，而 不在於過度維護擴大現有產業的生產活動。一個長期不可支撐的稅制，最終必然反撲，傷害政府營造創新環境的財政能力。
（作者為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美國智庫「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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