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吋晶圓與台灣經濟高科技戰略

台灣在「創新」與「毀滅」的動態過程中，已顯然不平衡而漸漸向「毀滅」一端傾斜。然而，政府的政策思維卻始終環繞在如何「有 效管理，積極開放」的狹窄議題打轉，窮於應付業者的「大中國市場」迷思。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自由時報, 3-22-2002

從最近八吋晶圓廠外移中國引發的爭議，再度凸顯政府亟須針對台灣經濟建立一套全球宏觀與前瞻的高科技戰略，而民間企業也須跳出「大中國市場」的迷思，雄心經略全球。

台灣戰後長期的經濟發展，從早期美國經援，引進外資與低階技術，配合島內儲蓄與資本不斷累積，在外部導向的經貿戰略指引下，農業部門也不斷釋出人力，以支 持工業部門，隨著國際比較利益分工及全球經貿擴張，而不斷成長茁壯。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無需擔心國外技術引進的問題，因為就小型而技術水平低落的海島經濟 來說，美歐日等先進國家所淘汰的低階技術，其供給是不虞匱乏，而且大抵依附在資本設備裡面。因此只要島內人民節省匯集成充裕的儲蓄，支應資本設備投資，經 濟成長的良性循環於焉形成。

約莫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就已被國際社會定位為「新興工業化經濟」，當時美國雷根政府財政部長貝克並呼籲 台灣等亞洲四小龍，加速台幣等區域性貨幣升值，俾共同分擔國際義務，協助解決當時工業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問題。一九九○年代台灣經濟更加速朝向以半導體 高科技為主軸的方向前進。而中國勞力密集型經濟，適時隨著冷戰終結投入國際市場競爭，幾乎全面席捲接收了台灣的所有傳統工業。

在經濟上， 中國已成為昔日的台灣，也正在努力促進產業升級。而今日的台灣則毫無選擇必須更奮力往高科技的新領域尋求突破，創建新興產業，否則經濟上已「台灣化」的中 國終將反噬而把台灣「中國化」，形成廣大中國區域經濟的一部份，台灣人民的所得水準將被拉向中國較低的水準。這個推論是源自經濟邏輯，與政治意識形態無 關。阿根廷即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百年前尚與美國及加拿大等並列為少數世界富國之一，如今卻淪落為貧窮而社會動盪的開發中國家。類此國力興衰，歷史上屢見 不鮮。

政府與企業界必須深切體認到，經歷過去十餘年產業結構的大幅調整，台 灣經濟發展已進入德國著名經濟學者熊彼得先生所謂「創新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非常階段，以致經濟成長的原動力不得不轉向於產品或製程技術不斷的創新。經由創新而淘汰舊有產品與低階製程技術，並由國際相對 落後的低工資經濟體來接收，從而迫使島內舊有生產活動釋出資源，以支持新興而高附加價值的生產活動，以及投入永無止境的全球技術創新競賽。

如此，台灣才能 與中國等相對落後經濟體，維持或擴大領先的技術差距，並拉近與美、歐、日等全球創新重鎮的距離。也唯有如此 ，台灣才能在高工資的條件下，維持產業競爭力，推動國民所得永續成長與國力的提升。

因此，在思考台灣經濟發展的高科技戰略時，如何推 動「創新毀滅」過程，並讓其維持動態平衡，至為關鍵。不然，「台灣現有技術向外移轉」或「國外經濟體自行模仿取得同等位階技術」的速度將凌駕「台灣往更高 階技術創新」的速度，從而導致「毀滅」快過「創新」，島內產業根基必逐漸腐蝕，經濟成長動能勢必減弱，甚至停滯。屆時美麗的福爾摩沙還有何美麗的願景？

「高階技術」不僅是私人企業自全球市場賺取近乎獨佔利潤 的私有財，更是整個社會珍貴的公共財，因為技術的擴散會堆砌厚實經濟體系的創新基礎，而成為下一波技術創新的動能。

然而，即使在自由的經濟社會，政府是不 應放任技術自由向國外擴散，除了前述基於維持「創新」與「毀滅」動態平衡的考量外，尚有避免高階技術流入敵對或潛在性敵對國家的安全顧慮。是故，八吋晶圓 廠是否應外移到中國去，不僅涉及更高階十二吋晶圓製程技術的開發、部署及晶片量產的進展速度外，更應顧慮是否會因而協助中國縮短其落後於台灣的技術差距， 以及是否會與台灣最重要盟國--美國--對雙重用途（Dual Use）技術的安全管制政策發生牴觸。

台灣業者對中國普遍抱持「非理性榮景」的預期。這種心理早已驅使島內資源過度湧入中國，而忽略了在島內投入足夠的研 發投資，追求卓越與技術創新。台灣在「創新」與「毀滅」的動態過程中，已顯然不平衡而漸漸向「毀滅」一端傾斜。然而，政府的政策思維卻始終環繞在如何「有 效管理，積極開放」的狹窄議題打轉，窮於應付業者的「大中國市場」迷思。

政府應拉開全球大格局構築台灣經濟發展的高科技戰略，並化為環環相扣的具體政策與行動。政府尤應設法解決近幾年「稅基」遭受產業外移與高科技產業租稅優惠的雙重侵蝕，已逐年萎縮，使租稅收入佔ＧＤＰ比率滑落至十五％以 下，嚴重影響政府建構整體創新環境與資源條件的財政能力。總之，如何活絡「創新毀滅」的動態平衡，應是台灣經濟科技戰略的主軸。而所謂「西進中國」的戰略 觀實在是非理性思考下的幻覺。

（作者林環牆╱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