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模糊了經濟: 論台灣人民所得分配

客觀論之，台灣對外經濟整合已過度向中國傾斜，加以彼此相對規模極度不對稱，這種傾斜使得台灣對外經濟整合明顯轉向，鬆離世界科技創新中心﹝指美國等世界高 所得經濟﹞，而同時緊靠世界製造中心﹝指低工資的中國開發中經濟﹞。此一整合轉向，顯然早已造成其「邊際社會效益」不足以彌補其「邊際社會成本」，否則成 長，分配，以及結構性失業不會同時形成嚴峻的問題與挑戰。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5-17-2004

經濟問題，經常因政治謀略而被概約化、敷淺化。台灣人民所得分配的變動，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一個問題其實是長期結構性的，並非民進黨於2000年取得執政權後才開始出現。

早在1980年代伊始，台灣人民高低所得差距，即大抵呈長期逐年拉開擴大之勢。依照政府統計，在五個等分的人口組別中，若以最頂層1/5台灣人民的所得水準，除以最底層1/5台灣人民的所得水準，所計算出來的高低所得差距倍數：

• 1970~1980，從4.58倍下降至4.17倍，即所得差距縮小了9%；
  

• 1980~1985，從4.17倍緩升至4.50倍，即所得差距擴大了8%；
  

• 1985~1990，從4.50倍挺升至5.18倍，即所得差距擴大了15%；
  

• 1990~1995，從5.18倍攀升至5.34倍，即所得差距擴大了3%;
  

• 1995~2001，從5.34倍挺升至6.39倍，即所得差距擴大了20%。

上述統計數字清楚指出，除了1970年代外，在最近20餘年中，雖然短期性的景氣循環或其他偶發因素或會產生干擾影響，惟台灣高低所得相對差距確實呈現長 期拉開之勢。此或不盡然就代表社會上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絕對尖銳對立，但無庸置疑，台灣社會貧富階層受惠於整體經濟成長的相對程度，在長達20 餘年的漫漫歲月中愈趨不平衡，卻是不爭的事實。

如果將這段20餘年的演變歷史率爾予以壓縮，再急躁地拉回現在，從而歸疚於2000年政黨輪替後首度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就在野黨在總統選戰時的謀略言，也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但實則「經濟不正確」。

記得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總統選戰時，曾輕率地喊出民進黨執政造成了台灣「富人一國，窮人一國」。中國國民黨號稱經濟人才濟濟，應不至於看不出這句帶有祧逗社會階層對立的口號，實在經不起統計數字的實證。

唯有縱深的歷史視野，才能真正透視台灣人民所得分配何以愈趨於「不平均化」。

基本上，經貿自由化與全球化，乃是台灣人民高低所得差距，隨著經濟發展，逐漸擴大的主軸因素。在此一主軸的制約下，一個開放型海島經濟的政府政策運作空間 是相當受限的。 精研貿易理論的經濟學者都知道一個很有名的「斯多波─沙缪生定律」(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當一個經濟體﹝如台灣﹞逐漸開放對外貿易，其「比較優勢產業」﹝如台灣早期勞力密集型產業﹞會因國際市場擴大而發展，從而帶動該優勢產業增加雇用其生產活動 必須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如生產線勞工﹞，此一連動關係造就了勞工就業機會，提高勞工所得。不過，該比較優產業不須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如資本、知識、或 高技術人力等﹞，其受惠於開放貿易的程度，則比較不多﹝甚至可能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簡言之，自由化與國際化，固可望促進經濟發展，但並非所有生產要素所得皆均等受惠。

在早期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與先進國家比起來，勞工是台灣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而資本和高知識技術人力則呈相對稀少。因此，當時台灣的紡織與初級電子加工 等勞力密集型產業具備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而隨著台灣經濟逐漸整合進入以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經濟體系，島內勞工自然是相對受惠較多的生產要素，更因其一開始 的所得水準是社會上相對偏低的一群人口，也代表台灣人口絕大多數，所以人民高低所得差距，在早期發展階段，一如1970年代，仍能隋經濟成長維持穩定，甚 至反而縮小。

進入1980年代，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生產要素結構，相對於全球來說，已經丕變。台灣經濟的資本與高級人力由「相對稀少」轉變為「相對充裕」，而勞工儘管仍屬島內人口多數，惟相對全球而言，其生產要素的屬性卻由早期「相對充裕」轉變為「相對稀少」。

台灣內部豐沛儲蓄的累積，人力資源因教育與產業長期發展經驗而獲得的提升，加以中國與東歐國家等於十餘年前開始迅速整合進入自由經濟體系，在全球生產要素的 大結構裡，注入龐大數量的勞工，在在促使台灣勞工成為貿易理論定義下島內相對稀少的生產要素。台灣的比較優勢產業於是轉向資本密集與知識密集，例如晶圓代 工等半導體產業。

如前述「斯多波─沙缪生定律」所推演，自由化與國際化，將嘉惠台灣現階段島內屬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此意謂提升資本所得與高技術人力工資，同時不利於島內轉 而屬相對稀少的台灣低技術勞工，減少其就業機會，壓抑其所得成長。由於低技術勞工的薪資本就偏低，是以生產要素相對屬性的轉變，在全球化自由競爭的市場機 制下，促成了台灣高低所得差距漸漸大幅拉開。

當 然台灣高低所得差距拉開，並不必然意謂所得分配惡化，因為一個經濟體系內高低所得「最適差距」在那裡，理論上或實証上，都很難估算。事實上，朝野更須正視 的，厥為晚近十年台灣「經濟長期成長趨緩」，「所得差距拉開」，以及「結構性失業浮現」等同時呈現的總體經濟三重核心問題。

這個核心問題無疑肇至於台灣資本十餘年來大量湧向對岸中國，造成台灣以勞力密集為主的舊有產業體系澈底崩潰，而新興資本與知識密集產業，則因產業生產要素屬性，根本難以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吸納一般勞工。

或謂台灣對中國雙邊貿易享有大量順差，因此倉促論斷台灣整體乃事實受惠於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整合。其實這種論斷似是而非，因為最適的區域整合必須同時比較整合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社會效益」。

客觀論之，台灣對外經濟整合已過度向中國傾斜，加以彼此相對規模極度不對稱，這種傾斜使得台灣對外經濟整合明顯轉向，鬆離世界科技創新中心﹝指美國等世界高 所得經濟﹞，而同時緊靠世界製造中心﹝指低工資的中國開發中經濟﹞。此一整合轉向，顯然早已造成其「邊際社會效益」不足以彌補其「邊際社會成本」，否則成 長，分配，以及結構性失業不會同時形成嚴峻的問題與挑戰。

(作者是 美國北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