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政經評論

  『今天根本的挑戰並不是全球化，而是如何迎戰中國熱，以掙脫「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的危機。 台灣經濟的泉源，不是中國，而是存在於浩翰無垠的創新觀念領域。 當「台灣」成為創新的代名詞時，全球市場自然為之敞開。』 <相關評論> 1 , 2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2-21-2006; 自由時報, 12-25-2006 台商投資中國設定四十%上限迭起爭議，七月經續會結束後才暫止息，但十一月外資凱雷集團擬收購台灣封測廠日月光消息批露後，親中媒體旋又捲起鼓舞西進浪潮，而民進黨前新潮流要員、不分區立委洪奇昌先生亦如斯響應，在中國時報刊登「 在國際經濟 的 長河裡 」一文， 建議放寬 投資中國上限 ，筆者特為文請益。 洪文謂：台灣經濟的根本挑戰乃源自於全球化的競爭。其實，全球化一值是台灣戰後以來遵循的經濟路線，早就融入台商企業經營的思考平台，台灣島上需要保護的產業已經很少。今天根本的挑戰並不是全球化，而是如何迎戰中國熱，以掙脫「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的危機。 在台海双邊語言相通下，資本和技術無節制的源源西進，是可能促使台、中成為一個以中國生產要素結構為經濟活動主導核心的單一經濟體。屆時，台灣產業比較利益範圍，將不再定位於其自身的生產要素結構，而是受制於規模絕對大的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此即「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廣大的台灣人民，無論居住南或北，都將因「台灣薪資中國化」而被拉下生活水準。當前人民薪資成長停滯，中產階級萎縮，墜入貧窮線人口逐漸增加，即是「台灣經濟發展中國化」現象，唯一的受惠者只是資本家。 洪文謂：「香港、 日本、和韓國具體地改變經濟策略， 將中國的經濟泉源引道至他們國內，為他們的經濟找到了新動能。 如果我們的政策繼續遲疑下去，那麼台灣經濟的機會之窗將完全關閉。」此一論述過度跳躍，不僅缺乏實證， 恐怕 也不知所云。 日本才掙脫長期經濟停滯，就姑且不論。以香港來說，雖然近三年經濟再恢復強逕成長，但一般薪水階級根本感受不到： 2001 實值薪資增加 3.45% ，但 2002 年僅增 1.27% ， 2003 年增幅轉為負 0.65%, 2004 年為負 0.45%, 2005 年為負 0.43% 。南韓也類似：自 1995 年以來，南韓國民所得毛額 (GNI) 的成長已連續十年低落於經濟成長率，此即經濟產出量雖增加，但反映實質購買力的國民所得卻成長緩慢。...

  賽局理論的確能協助政府，從亞太地緣多邊﹝台、中、美、日、東協﹞戰略互動，謹慎處理台海双邊的經貿、政治、安全等複雜問題。但若如該社論聳動稱，「賽局理論說：全面開放」，那真是太扯了！   <相關評論> 1 , 2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1-10-2006; 東森新聞報, 11-23-2006 日前於去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者謝林(Thomas C. Schelling, 圖片)應邀訪台演講，據 經濟日報社論 引述，這位以賽局理論見長的學者在台表示： 「台灣應高度開放，兩岸的互動愈多，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依賴愈深，台 灣的危機就愈減少。」該社論竟大為欣喜，以 「賽局理論說：全面開放！」為題，作出天馬行空的結論，謂：「簡單的賽局理論，清楚地指出兩岸最佳也是唯一的選擇。當政者可願三思？」 最近，筆者在自由時報一連以「 經濟日報專業不及格 」 、「 再論經濟日報專業不及格 」、「 自由貿易不等於自由放任 」三篇撰文批判該社論屢屢浮現 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現在該社論又借用 諾貝爾學者的光環，試圖強化其一貫主張西進中國的正當性。 謝林博士在賽局理論的學術貢獻，令人佩服。但任何負責任的經濟策略，除了要符合策略目的與邏輯外，還要顧及經濟的現實。因此筆者日前去函請益，希望能獲回應。 一些特定媒體常常指責台灣政府「鎖國」，其實只在於服務其政治意識而已，因為台灣已屬高度開放，進出口貿易總額高達 GDP 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 即使按美國傳統基金會 / 華爾街日報發表的 2006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在全球 161 個經濟體中，台灣排第三十七名，大約超越其中四分之三的經濟體。在亞太地區，台灣經濟自由度僅低於兩個城市經濟﹝香港排第一，新加坡第二﹞，以及三個已開發國家﹝澳洲、紐西蘭同列第九，日本第二十七﹞。至於南韓，僅排第四十五，尚落後台灣八名。中國則排第一百十一，遙遙落後，而且和印度一樣，一起被歸類為「大部份不自由」﹝ mostly unfree ﹞。歐洲的法國和義大利，雖屬先進工業國，但排名仍落後於台灣。 無疑，台灣仍存有相當大的空間，可進一步解除不必要的政府管制。但若說台灣現在是「鎖國」，那中國、印度、南韓，法國、義大利，以及更多國家等是不是都已鎖在抽屜裡？ 賽局理論的確能協助政府，從亞太地緣多邊﹝台、中、美、日、...

Remark: 筆者按行政院主計處資料計算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29-2006; 自由時報, 10-31-2006 針對歐洲商會呼籲政府儘速對中國進一步開放，民進黨政府應趁此機會向國際社會解釋台灣遭受中國軟性圍堵的困境，同時也讓老百姓嘹解台灣經濟問題的核心，以及當前政府的政策思維。 政府理應聲明，台灣原則上願為促進全球多邊開放經貿體制貢獻已力，但國際社會不應一方面呼籲台灣對中國經貿開放，一方面又對中國政府蓄意排除台灣於「東協加三」的東亞 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之外，視若無睹。 去年舉行的印尼雅加達東亞高峰會議，在北京影響之下，決議透過「東協加三﹝中國、日本、南韓﹞」逐步推動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而台灣竟無法參與。另，由於多年來開發中和已開發國家的「南北利益衝突」不易調和，阻礙世貿組織進一步推動多邊貿易自由化，台灣政府也因而一直努力尋求與美、日等經貿夥伴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FTA ﹞，不過，仍因中國壓力，不得其門而入。 國際社會應想一想：何以台灣只被允許走入中國，而不能加入「東協加三」或與美國簽署 FTA ，以便走向全球全面性深化雙邊或區域經濟整合？ 台灣擁有豐沛的資金，以及廣泛的製造技術和管理經驗。國際社會豎立進入障礙，以順遂中國在經濟上孤立台灣的企圖，不僅是全球的損失，也對台灣人民極度不公平，更會扭曲台灣的政經發展。與歐美各國一樣，台灣也應在多邊互惠原則下，努力追求全球化，而不是被限制退縮成為中國化。持平說，在中國軍事上飛彈威脅，政治上圍堵，經濟上孤立台灣的戰略架構下，要台、中經貿關係正常化，根本是不切實際的期待。 歐洲商會指 出「台灣已喪失競爭力」，雖然值得政府警惕，不過歐商顯然未能洞悉台灣經濟問題的核心，而開錯了藥單。今日要重振台灣競爭力，當中一環，就是台灣必須重新強化連結美、日、歐等技術領先國家，而不是中國。過去十五年來，在台、中雙邊經濟整合下，台灣經濟成長一直弱化，而過去引以為傲的高科技產業也已快速失去光環。 筆者按行政院主計處資料計算(如上圖)， 1990 年代前五年，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附加價值率平均尚有 27.6% ，但 1990 年代後五年即降為 25.5% 。民進黨執政後從 2000 年到 2005 年這段期間，該平均附加價值率又進一步滑落至 22% ，而去年更低落到 16.9% 。換句話說，現在台灣高科技產業每 100 塊錢的產值，平...

  再度深深感受到台灣經濟的現實一直遭到政治意識扭曲，即便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也看不清經濟現實。 資料來源：美國智庫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TPPC)按台灣政府統計繪製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16-2006; 東森新聞報, 10-17-2006 拜讀前國民黨政府 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葉萬安先生十月十四日發表「 東森星其講義 / 兩岸產業合作 邁向世界市場 」大作後，再度深深感受到台灣經濟的現實一直遭到政治意識扭曲。 葉先生說： 「李登輝執政後，於 1996 年對兩岸經貿祭出「戒急用忍」政策，台灣經濟即開始走下坡」。無獨有偶，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稍早之前在九月二十一日社論 「 自由貿易對台灣是禍？是福？ 」也說：「 1996 年李登輝前總統對兩岸經貿祭出「戒急用忍」政策後，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 」，筆調神似。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不仿讓數字自己說明： 1980 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為 8% ，而 1990 年代前五年﹝ 1990-94 ﹞降為 6.9% ， 1990 年代後五年﹝ 1995-99 ﹞再降為 5.8% ，而民進黨執政 2000-2005 這段期間又進一步降為 3.6% 。 自進入 1990 年代後，台灣經濟成長率就從未再回升到 8% 或 8% 以上的水準，而且很明顯地呈現長期減緩的趨勢。何以 1996 年會是 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的起始年度？葉先生不覺得跟那篇社論一樣，都扭曲了事實真象！ 既然在過去十五年這麼長的一段期間，台灣經濟成長逐年弱化，那不就是說背後一定有些超越黨爭的根本要素在做祟，否則，應不會自 1990 年代起，每隔五年平均經濟年成長率就往下掉一個或兩個百分點。關於這個問題，筆者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在東森論壇發表「 台灣的選擇：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 」一文，曾試著提出較完整的分析，並指出台灣經濟成長減弱，薪資成長滯緩，以及所得高低差距擴大等問題，其實是全球現象的縮影，台灣不是一個特例，而且「中國因素」是全球現象的重要因子。 以台灣和香港這兩個與中國經濟緊密整合的經濟體來說，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統計數字，從 1990 至 2003 年，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為 5.3% ，香港更低為 3.7% ，但同期間中國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高達 10%...

有些媒體常常以所謂「鎖國」批判政府管制流向中國的資本和技術，事實上，是過度延伸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政策意涵。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0-14-2006; 自由時報, 10-17-2006 經濟日報九月二十一日社論「 自由貿易對台灣是禍？是福？ 」引據自由貿易理論，再度針對台、中經貿開放遭到杯葛，批判某些專家學者，謂：「推波助瀾，誤導政策，將使台灣經濟一蹶不振」。 該社論對自由貿易理論的了解，停留在肇始於十九世紀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李嘉圖 (David Ricardo, 照片)，以國際比較利益為核心理念的新古典分析架構。沒錯，依據新古典貿易理論，自由貿 易促進國際比較利益分工，讓各經濟體各蒙其利，即使某些產業會產生如環境污染、噪音等外部不經濟問題，此一理論也排斥管制貿易作為糾正性的政策干預。 基於此，筆者也認為，在商品貿易的範疇，台灣對外貿易，包括台、中双邊貿易，應朝自由貿易的大方向推動，讓台灣最終成為「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島，也讓台灣產業澈底在全球自由競爭下，經由比較利益法則，合理化資源分配。 然而，新古典貿易理論演繹的自由貿易，並不意謂自由放任。任何政策邏輯的延伸，必須考量理論本身的假設前提。該理論的重要假設包括全球技術固定不變，以及全球經濟不存在任何風險。因此，基本上，新古典貿易理論是靜態的，並無法解釋在風險狀況下技術進步帶動一個經濟體發展的長期動態演變過程。台灣的經濟發展愈 來愈依賴技術創新，因此在引用該理論作政策辯護時，不可不慎，以免成為理論的奴隸而不自知。 按 1980 年代末期開始，經濟學界已逐漸將研發驅動技術創新的「內生經濟成長」理論，整併成嶄新的國際貿易動態分析架構。研究發現，在自由化促進國際經濟整合下，一些 經濟體有可能因金融體制落後，不具備評估與分散風險的機能，以致本身資源離開高風險、高報酬的創新投資，而轉向集中流入低風險、低報酬的非創新投資。結 果，長期的經濟成長動能反而弱化了。 緣此，在資本和技術兩者的流量和流向的範疇，政府的政策管制與誘因機制，不僅必要，而且存在相當大的干預空間。此一思維和追求多邊開放的自由貿易並無抵觸。有些媒體常常以所謂「鎖國」批判政府管制流向中國的資本和技術，事實上，是過度延伸了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政策意涵。 當今全球研發支出百分之八十高度集中於美、日等少數先進國家，而且源自此創新中心的先進技術，不是全球擴散的，而是...

經濟日報社論 患了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 群」反射的人質情結而不自知，以致看不到經濟現象的因果關係。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9-24-2006； 自由時報, 9-24-2006 <相關專論> 1 , 2 針對經濟日報社論「 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 」 ，筆者九月六日在自由廣場發表「 經濟日報 專業不及格 」一文予以反駁，刊出後 回應不少 ，茲再進一步說明相關經 濟事實與邏輯。 當前台灣經濟呈現的諸多現象，如經濟成長弱化、失業率攀高 、薪資上升滯緩，稅基萎縮、貿易轉向、對美國貿易出超減少 ，對中國貿易出超增加等，都呈現在台、中長達 15 年以上日益緊密經濟整合的大架構下。 以經濟成長率來說， 1980 年代平均每年 8% ，而 1990 年代前五年降為 6.9% ， 1990 年代後五年再降為 5.8% ，而民進黨執政 2000-2005 這段期間又進一步降為 3.6% 。 在台商大舉西進中國促進台海雙邊經濟整合下，台灣累計投資中國高達 3000 億美元以上，而去年台灣的 R&D 投資估計也才增至 86 億美元而已。前者促進台、中產業垂直整合，後者則在於創新將來 ，但兩者極度失衡。台灣總體經濟明明遭受嚴重傷害 ，該報卻反過來說「台商到大陸投資，誘發對大陸出超 ，對台灣貢獻重大」，真是患了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候 群」反射的人質情結而不自知，以致看不到經濟現象的因果關係。 在產業垂直整合形成的供應鏈下，「台對中貿易出超 」相當大程度替代了「台對美貿易出超」，這個替代效果 ，讓受惠台商賺到了垂直整合所產生的生產效率利潤，但是 ，台灣經濟成長並沒有因而擺脫自 1990 年代起每下愈況的長期頹勢，反而在經濟層面養成「依賴」關係 ，從而使得某些媒體和政客在台、中經貿議題上竟呈現人質情結。 在邏輯上，上述對外貿易出超替代效果與經濟成長弱化的雙重現象 ，都是台、中經濟緊密整合下的因造成的果，而既然同為因果關係中的 果，又如何能說台灣對中國貿易出超提高台灣經濟成長 ？否則是不是也可以反過來說台灣對中國貿易出超弱化了台灣經濟成長 ？或者說台灣經濟成長弱化提高台灣對中國貿易出超 ？邏輯不可以如此輕率。 該報又說：「台灣對大陸出超金額遠大於台商對大陸的投資 ，應是大陸資源向台灣流。」這個論...

Remark: 本文是部落格專論「錯誤的單面向西進論」 (9-1-2006) 的濃縮版，與自由時報同步刊登。 ◎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 , 9-6-2006; 自由時報， 9-6-2006 「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這是「專業」的 經濟日報 前不久的社論標題，正好可以徹底檢視西進論者的依據。 這篇社論說：「政黨輪替六年來，台灣對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平均每年僅增加四 ‧ 九％，而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則增加十六 ‧ 六％，使總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八 ‧ 二％。」意思是台商到中國投資，提高台灣出口增加率。 其 實，這組數字適足以證明，台商到中國投資，並沒有讓台灣總出口平均年成長率回到兩位數字。台灣對中國出口成長率所以高於對全球出口成長率，反映的是台商投 入龐大資源，建立台、中、美全球商品供應鏈，所產生的產業垂直整合與貿易轉向的替代效果，但台灣總合外貿並未因而較東亞鄰國活絡，反而在世界主要市場的佔 有率日漸萎縮。 該社論又說：「若不是台商到大陸投資，所創造的對大陸巨額出超，台灣早已成為入超國家；而目前央行所擁有的二千六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能只剩下不到五百億美元了。」 台對中雙邊貿易呈現出超，是源於國際比較利益分工的結果；而台灣對全球貿易是出超或入超，則決定於台灣內部儲蓄是大於或小於對內投資，這是台灣總體經濟失衡的必然結果，不可混為一談。筆者今年二月七日在自由廣場發表 「台灣順差不是中國恩惠」 ，駁斥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吹噓台對中雙邊貿易出超的意涵。經濟日報犯的，正是和國台辦一樣的錯誤。 也因為前述兩點錯誤認知，這篇社論自然有了以下錯誤結論：「近六年來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尚能有三 ‧ 六％，主要靠外需即出超迅速擴大的貢獻，而近六年 出超迅速擴大，又全賴對大陸出超的擴張。近六年來，若沒有對大陸巨額出超，變為入超國家，外需將大為萎縮，則近六年來台灣的每年經濟成長率，就降到二％ 以下。」自問自答說台商到中國投資擴大外需，提高台灣經濟成長。 事實上，在整個長達十五年以上的台、中經濟整合 過程中，呈現的是台灣經濟一直走下坡，薪資實質負成長，以及稅基萎縮、政府財政困難等；同時也造成了 台灣的外需日益擴大依賴台、中產業垂直整合衍生的貿易關係。這個外需貿易關係的建立，大量磁吸了台灣內部資源，以致排擠民間消費、民間投資、政府支出等台 灣...

  個體與整體抉擇的衝突， 是 政府決策者無可迴避的行政與政治責任。台商西進投資中國究竟是否已衝過頭，不能單面向地觀看利益，而忽略了社會成本。 經濟日報 社論很明顯刻意強調台商到中國投資對台灣的利益，但是它不僅對加諸台灣的社會成本略而不談，就連經濟問題的連動關係也常倒果為因。 ◎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9-1-2006 ; 東森新聞報, 9-4 & 9-5 -2006 <相關評論> 經濟日報八月十七日發表一篇社論「 台商西進究為台灣經濟帶來那些利益 」，聲稱以經濟專業報紙立場，分析台商到中國投資對台灣經濟的好處。通篇分析呈現單面向的利益陳述，筆者特為文指正。 經濟學是一門抉擇的科學，在於研究如何讓社會資源達到最有效率的分配，俾提高全民福祇。因為資源有限，社會上任何抉擇都會涉及利益與機會成本的抵換。個別企 業的行動抉擇，即令符合本身成本利潤的核算，也不必然會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當個體抉擇的社會邊際利益不足以彌補其社會邊際成本時，就會出現個體觀屬於理 性，而社會整體觀屬於非理性的抉擇衝突。 類此個體與整體抉擇的衝突，乃形成政府干預民間經濟活動的公共政策空間。理性的政策干預和自由經濟其實並無衝突，反之是政府決策者無可迴避的行政與政治責 任。台商西進投資中國是屬於個別企業的抉擇，究竟是否已衝過頭，對台灣是好或是壞，不能單面向地觀看利益，而忽略了台商西進中國的集體行為是否已對台灣構 成了龐大而難以承受的社會成本﹝包括投資低迷，經濟成長大幅減緩，高低所得分配拉開，勞工實質薪資負成長，以及稅基萎縮，政府財政困難等﹞。 即令單面向觀看台商西進的社會利益，該篇社論分析也是不成邏輯。 該社論說：「政黨輪替六年 來，台灣對大陸以外地區的出口，平均每年僅增加 4.9% ，而對大陸（包括香港）出口每年則增加 16.6% ，使總出口每年增加率提高到 8.2% 。」該社論竟然天真地認為台商到中國投資提高台灣出口增加率！ 其實，這組數字適足以証明，台商到中國投資並沒有讓台灣總合出口平均年成長率回到兩位數的成長。台對中出口成長率所以高於台對全球出口成長率，正是反映台商 投入龐大資源，建立台、中、美全球商品供應鍊所產生的產業垂直整合與貿易轉向的替代效果。台商從這個供應鍊是獲得生產成本效率利益，但台灣總合外貿並未因 此而較...

  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並不是獨立的議題，它的運作必須定位在配合或服務建構台灣成為創新導向經濟的策略目的。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8-1-2006 ; 自由時報，8-9-2006 <相關閱讀>   1 爭議不斷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終於在上週七月二十八日晚間閉幕，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隨後於閉幕記者會表示：「兩岸經貿風險管理不是開放與緊縮的問題，而是如何建立有效掌握並處理風險機制。」 若沉靜審視蔡副院長這段會後說明，似乎隱涵只要風險能獲有效管控，應該可以進一步開放投資中國。蔡英文顯然並沒有真正多角度照視台、中經貿關係的多重問題。 蔡副院長主導經續會，又是內閣少數擅長於策略思考與政策論述的政務官。若連如此優秀政務官，對於台、中經貿投資之衝擊台灣經濟永續發展，都只是看到風險管 控一個面向，那麼時下媒體所謂的「蘇修路線」，果真堪憂！。 台、 中經貿關係有兩個層面需要嚴密思考，其中過度集中投資中國衍生的政治經濟風險的確是一個迫切的重要層面，而蔡副院長也表示行政部門將深入檢討，以找出更好 的管理機制。不過，另一個同等重要的層面，則涉及台灣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問題。蔡英文似乎並未將這第二個層面納入台、中經貿關係對策的思考架構內。 從長期來看，即便政府能有效管控投資中國的政經風險，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的制訂，仍然必須置放在台灣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策略架構下，以確保內部資源不致於被中國過度磁吸，進而造成台灣經濟「創新毀滅」 (Creative Destruction) 的循環過程陷入失衡。 因為在全球化與國際爭相擴大研發投資、強化技術競賽的情況下，台灣絕對需要具備足夠的創新能量，以使本身開發新產品 ( 或製程 ) 的成長速度得與其舊產品 ( 或製程 ) 遭淘汰或外移的速度，維持一定程度的動態均衡。否則，台灣在全球價值鏈 (Value Chain) 的位階將不升反降，導致對外貿易條件惡化，難以提昇技術創新帶動的經濟成長動能。 基 於這樣的認識，政府在研擬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時，除了必須審慎地管理政經風險外，也必須同樣審慎地考量資源分配動態均衡的問題。因此，當前真正迫切需要 的，其實是研擬整套符合台灣當前發展階段的創新導向經濟競爭力策略。而台對中經貿投資政策並不是獨立的議題，它的運作必須定位在配合或服務建...

  經續會成敗關鍵：扭轉「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 引導資源投入台灣的創新發展。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7-20-2006; 自由時報, 7-26-2006 <相關政策建議>: 1 2 3 4 5 從最近經續會各分組會議討論來看，可能最後又陷入在台、中經濟關係打轉，無法產生整套策略方案，以解決台灣經濟成長弱化與實質工資停滯不前的雙重結構性問題 。 台 灣經濟的戰略，必須盱衡時代的演變而調整。由於戰略模糊或執行無力，台灣近六年來資本和技術大量外流中國，內部卻是投資低迷，以致整個資源分派，竟然演變成在配合中國崛起的發展需要。顯然，台灣主體性的整體利益和安全，已不斷地遭受侵蝕 。 對此情勢的演變，海內外專家早已不斷發出警告，並提出經濟戰略以為因應。無奈政府與朝野政黨始終無法跳出「兩岸關係」的狹隘思維，而行政體系政務官 也從未見其主動做有意義、有前瞻視野的政策討論或辯護。今天台灣社會瀰漫悲觀氣息，雖然政爭不斷，但無論如何，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難辭其咎。 前總統 李登輝 先生最近一再呼籲，台商赴中國投資，等於是在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的過去而已。台灣怎麼可能經由複製過去，建設今日，再創新將來？ 經濟成長的動能來自於投資，但應該投資於將來的創新或是過去的複製，孰輕孰重不證自明，卻正是台灣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不能繼續在「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路線走下去。否則，經濟上「台灣化」的中國，終將反噬而把台灣「中國化」，形成廣大共產中國政經體制的 一部份。不僅台灣人民所得將被往下拉向中國工資水準，台灣主體價值也將淪喪，也將深遠衝擊亞太地緣政經安全的既有架構，升高台灣更難掌握的不確定性風險。 因此，鑒於台、中規模的絕對不對稱，台灣的經濟戰略絕對必須針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機會，以及潛藏其背後的多重風險，做出兼顧政、經、安全等多角度的平衡因應。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透視，對台灣來說，中國熱其實就是中國版的「荷蘭菌」（ Dutch Disease ）。荷蘭曾於一九六 ○ 年代發現天然瓦斯，卻因這個西歐小國的資本和人力過度湧入此一資源的開發，造成該國製造業遭扭曲掏空，挫弱其原有的國 際競爭力。新資源的發現，竟反而傷及荷蘭整體經濟利益，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於一九七七年首次稱此為「荷蘭菌」病症。中國熱，也...

政府應重新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以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替代之。』 ◎ 林環牆，部落格專論，7-14-2006; 東森新聞報, 7-17-2006 ; 自由時報, 7-24-2006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蕭萬長先生最近在「台灣經濟發展願景」會議指出，將以台灣在 2015 年建立具 3B 的全球加值服務中心為發展願景，希望 10 年平均經濟成長 5% 以上，並以每人 GDP3 萬美元為目標，因此建議政府部門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 蕭萬長的建言再度凸顯台灣亟需長遠的策略思維，筆者也在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並期勉本月底即將召開的經續會真能擘劃台灣經濟願景。 台灣是一個小規模開放型海島經濟，要永續提昇人民生活水準的途徑有二。 第一為技術帶動的總合生產力 (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的成長，這是一個已工業化經濟國內總合產出 (GDP) 得以持續成長的關鍵。 第二為技術帶動的對外貿易條件 (Terms of Trade) 的改善。正因為台灣是小規模經濟，無法自給，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除了須透過總合生產力提高產出外，也須藉由國際貿易與他國相互交換商品和服務。 例如，當國際石油，或醫藥，或先進專利技術等進口價格不斷攀高，而台灣資訊電子產品等出口價格相對跌落時，即表示台灣人民必須以更多工時的投入，換取等量或更少的進口。此即台灣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抵消掉台灣本身因技術進步帶動的 TFP 成長，進而拉下人民生活水準。 以上提到的「技術」一詞，不只是工程或科學上狹義的技術，而是指一個經濟上更抽象但更廣義的投入 / 產出關係。任何創新的概念，例如製程、產品、產業結構、商業模式、以及政府政策或社會組織等的創新，均會促進技術進步。而這當中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創新」 (Innovation)— 的確，價值的創造已愈來愈仰賴 概念或知識的創新。 誠如美國前聯邦準備局 (Fed) 主席葛林思班前 (2004) 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史丹佛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經濟高峰會議演講時指出，在美國經濟總產出中，強調知識創意的「概念化」產出比重一直在持續成長。筆者相信台灣經濟未來也將邁向這個大趨勢。 當然我們要把概念化產出稱做「服務」也無不可。但是若要建議政府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則須再三斟酌...

筆者身為國際經濟學家，對南方朔天馬行空的跳躍式論斷，感到非常詫異。 ◎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 ，7-1-2006; 自由時報, 7-5-2006 南方朔六月三十日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 台灣反淘汰的冰山一角 」的評論，竟以中國自 1978 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發展，而聳動地結論謂：“台灣學術力和知識力的惡化，我們不妨反省一下，我們社會其實早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了！”。 筆者身為國際經濟學家，對南方朔天馬行空的跳躍式論斷，感到非常詫異。 任何經濟體都各自有其本身的發展階段。中國屬於低所得的開發中國家，國內資本存量 ( 按人均基礎的公共設施、廠房、設備、住宅等 ) 低，但勞動供給不僅相對地，更是絕對地非常充裕。中國這種生產要素結構必然產生相對較高的固定資本邊際報酬，以及相對較低的邊際勞動生產力 ( 此即表示廉價工資 ) ，進而形成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結合中國勞工的經濟條件。 於是，外資湧入加上中國本身的儲蓄，促進中國國內資本存量快速累積，從而啟動資本累積和成長的互動循環，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率推向每年 10% 的高檔。這是低所得經濟體在邁向長期溫和均衡成長前的一個過渡階段 (transitional stage) 。 在此一過渡階段，經濟成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 ( 資本、勞動力 ) 的累積來驅動。譬如，假定資本所得佔中國 GDP( 國內生產毛額 ) 的 1/3( 此即暗示工資約佔 GDP 的 2/3) ，以及假定中國勞動力的成長率為零。那麼只要資本累積速度為每年 30% ，中國即可維持每年 10%(=30% 乘以 1/3) 的經濟成長率 。事實上，中國經濟即是接近此一假定狀況成長起來的。 台灣和其他東亞小龍 ( 香港、新加坡、南韓 ) 已經走過高成長的過渡階段：固定資本已不再快速累積，因為資本邊際報酬已經遞減下來，而工資也已相對較高。假定資本所得佔台灣 GDP 的 1/3 ，則在其他狀況不變下，如果台灣資本累積速度減緩為每年 10% ，其每年經濟成長率僅能維持在 3.33% 。 隨著資本累積不斷深化 (deepening) ，資本邊際報酬終必遞減，從而導致資本累積和經濟成長兩者都緩慢下來。這是任何經濟體在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總合供給面一定會面臨的成長瓶頸，而中國的發展最終也肯定會受制於此一經濟法則。是以，中國經濟成長較快，台灣經濟成長較慢，基...

按各年當期市場匯率計算 ，台灣人均國民所得僅小幅成長，香港更呈微幅衰退，但是按攸關 國民生活水準的PPP 基礎計算， 台灣在最近三年竟然以擴大的差距領先韓國，而且已緊緊逼近新加坡。 不過，台灣經濟體系資源效率提升的利得顯然並沒有轉化為工資，下放到島內廣泛的受薪階層，而是以利潤形式集結於社會上的高所得階層。 ◎ 林環牆 , 部落格專論，6-25-2006; 東森新聞報, 6-28-2006 筆者在東森論壇曾為文 ( 台灣的選擇 : 談經濟需要知識與邏輯 ， 4/30/2006) 分析台灣經濟成長減緩和實質工資下降乃全球現象的縮影，並指出此一現象相當大程度源自於「中國因素」的衝擊。最近在 總統罷免聲浪中，一些媒體評論或政黨又出現似是而非的論斷或分析。 例如今周刊發行人暨財訊月刊執行長謝金河先生於東森論壇 6 月 17 日為文 ( 台灣要以小伺大 - 用經濟數字檢視政府這些年做了什麼? )  指出: 台灣經過這麼漫長的時間，國民所得一直裹足不前， 2000 年台灣國民所得 14,519 美元， 2004 年 14,271 美元，換句話說不但沒有成長，還往後退步。總統現在面臨艱苦保「位」戰，但是單單以國民所得來看，台灣經濟成長交出了一張不及 格的成績單。 的確，台灣經濟成長自 1980 年代末期起一直呈現長期趨緩之勢，這種現象尤其同樣反映在緊密環遶中國週邊的其他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南韓，香港。謝金河先生以國民所得的變動做出扁政府「不及格」的結論，實在過於輕率，因為除了分析不夠嚴謹外，他所用的「國民所得」是一個依照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名目 (nominal) 變數，不是實 (real) 變數。雖然依照當期市場匯率計算的名目國民所得的確有其重要意義，不過，一般而言，經濟上任何名目變數 ( 包括名目國民所得 ) 的變動，比較難以準確反映購買力或生活水準的變動，甚至也常會扭曲事實真象。 又，謝金河先生在該文中以 10,000 美元的名目國民所得作為一個重要門檻，並分析各國名目國民所得在跨過此一門檻後花多少年倍增為 20,000 美元。這種分析是不能過度解讀，並且可能因而演繹出偏頗或錯誤的結論，因為通貨膨脹率或市場匯率的變化，會使得同樣一塊美元在不同期間、不同的經濟體內代表不同的購買力。譬如，當一個國家的名目國民所得增加時，其所得購買力或生活水準，是有可能不...

如果民進黨內部仍然爭鬥於「開放」或「鎖國」的泥沼中，而不是在於如何針對中國妥善設計歧視性開放，以符合台灣利益與台灣主體性，那麼民進黨的價值究竟在那裡？ ◎ 林環牆，部落格專論，5-25-2006; 南方快報, 5-26-2006 ; 台灣日報, 5-28-2006 中國國民黨、親民黨、和其他泛統勢力共同以「經營大中國」來建構台灣經濟策略的主軸，一點也不足奇。但是民進黨也將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則不惟顯現其策略視野的狹隘和迷思，更是有負台灣人民期待本土政權守護「台灣主體」和「台灣利益」 (Taiwan Interest) 的雙核心價值。 日前 (5/23) 民進黨福利國連線成員李俊毅先生在該黨派系會議中提出「中國政策決議文草案」，建議政府在中國政策方面，「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自由經濟替代管制干預」，讓台灣利用全球化自由經濟厚植國力，爭取國際生存空間。 筆者不知「中國政策決議文草案」是否代表民進黨福利國連線的策略取向。若是，則民進黨內部隱然有福利國連線和新潮流先前在今年一月提出「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策略路線的合流之勢。此一態勢堪憂！把策略思維鎖在中國，如何建構守護「台灣主體」和「台灣利益」的大戰略？ 首先，李俊毅先生建議「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這個建議似乎有理，不過，不切實際。因為它不可能是台灣政府可資運用的策略變數。規模的絕對不對稱，無法讓台灣在台、中關係中片面地做「和平合作」或「對抗圍堵」的策略取捨，同時又能讓台灣兼顧「主體」與「利益」的雙核心價值。中國霸權的崛起，有其更廣泛的地緣政、經、軍多維交織的多層次目的。台灣本身很難擁有片面行使自主的策略籌碼，並進而形成中國遂行其多層次目的的策略變數。易言之，在台、中關係中，台灣的策略自主空間相對較小，此迥異於美國、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大國。 因此，李俊毅先生建議「以和平合作取代對抗圍堵」的淨效果，可能只會演變成只是在於鋪陳「自由經濟替代管制干預」的下半段建議，徒然進一步強化「經營大中國」的策略觀，而絲毫無助於讓中國改變其霸權戰略。 民進黨似乎依然沒有能力對台灣的經濟遠景做策略性思考。政府對台、中關係的經貿投資政策，其正確的策略思維理應是「歧視性 (Discriminatory) 開放」與「非歧視性 (Non-discriminatory) 開放」之間的取捨，根本就不應是「自由經濟」或「管制干預」，也不是「開放」或「鎖...

◎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5-12-2006 備註：小括弧( )內數字代表2006年的排名，而中括弧[ ]內數字代表2005年的排名。只要點選上圖即可浮現一個更清楚的排行圖。

如 何選擇有效的策略非常重要，但是觀念引導策略，錯誤的觀念必然產生錯誤的策略。 台灣的選擇非常清楚，那就是「創新」，而不是「中國因素」。台灣當然不必排斥善加利用中國因素，但這不是台灣的經濟戰略主軸。台灣的主軸路線應在於集合島內外資源，有效提供創新投資的誘發機制，建構福爾摩沙成為一個東亞創新導向的高所得經濟。 ◎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4-27-2006; 東森新聞報 4-29-2006 , 4-30-2006 在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大家主動表達意見是一件好事。不過有些人在發表評論時，特別是針對台灣經濟問題，常常看到評論者分不清究竟自己是在作規範性 (normative) 的意見或立場陳述，還是在作實証性 (positive) 的邏輯分析。當評論者把個人規範性的價值觀和實証性的邏輯分析混在一起，或者評論者本身缺乏經濟理論與邏輯的訓練，那麼這樣是不可能對台灣經濟問題提出客觀分析，為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多增加一份有意義的訊息。 台灣向下沈淪？ 茲舉東森論壇四月二十六日某國立大學教授發表「 為民進黨不停歇的經濟會議進二三語 」一文為例說明。 首先，該文謂：「 目睹台灣人曾有的傲世經濟成就，一步步向下沈淪，卻無計可施，完全束手無策。我們之所以有如此沈痛的觀察，不是杞人憂天，更非咒咀台灣。」事實上，這項觀察是聳動有餘，談不上知識分子發揮理性批判的力量。 如果我們分析比較長期的資料，並從全球經濟的大視野來看，相信大家會對台灣經濟的真實面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的確，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已經減弱了。 在 1980 年代，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大約是 7.9% 。在緊接著的 1990-95 期間，台灣經濟平均每年成長率減緩至 6.8% 。在 1995-99 期間再減緩至 5.8% 。也就是說：在整個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的 1990 年代，台灣經濟年成長率由 1980 年代的 7.9% 逐年趨緩而降低到 5.8% ( 即減少了 2.1 個百分點 ) 。台灣經濟成長期減弱的現象，並沒有因政黨輪替獲得改善，而仍然沿續至民進黨執政的最近這段期間。按在 2000-05 期間，台灣經濟平均年成長率進一步下降至 3.7% ，即較之前五年期間 (1995-99) 再減少了 2.1 個百分點。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在民進黨執政這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