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情勢的演變，海內外專家早已不斷發出警告，並提出經濟戰略以為因應。無奈政府與朝野政黨始終無法跳出「兩岸關係」的狹隘思維，而行政體系政務官 也從未見其主動做有意義、有前瞻視野的政策討論或辯護。今天台灣社會瀰漫悲觀氣息，雖然政爭不斷，但無論如何，執政的民進黨政府難辭其咎。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最近一再呼籲，台商赴中國投資，等於是在中國複製台灣成功的過去而已。台灣怎麼可能經由複製過去，建設今日，再創新將來？ 經濟成長的動能來自於投資，但應該投資於將來的創新或是過去的複製，孰輕孰重不證自明，卻正是台灣能否永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不能繼續在「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路線走下去。否則，經濟上「台灣化」的中國，終將反噬而把台灣「中國化」，形成廣大共產中國政經體制的 一部份。不僅台灣人民所得將被往下拉向中國工資水準，台灣主體價值也將淪喪，也將深遠衝擊亞太地緣政經安全的既有架構，升高台灣更難掌握的不確定性風險。 因此，鑒於台、中規模的絕對不對稱，台灣的經濟戰略絕對必須針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機會，以及潛藏其背後的多重風險，做出兼顧政、經、安全等多角度的平衡因應。 即使單純從經濟角度透視，對台灣來說，中國熱其實就是中國版的「荷蘭菌」（Dutch Disease）。荷蘭曾於一九六○年代發現天然瓦斯，卻因這個西歐小國的資本和人力過度湧入此一資源的開發，造成該國製造業遭扭曲掏空，挫弱其原有的國 際競爭力。新資源的發現，竟反而傷及荷蘭整體經濟利益，英國經濟學人週刊於一九七七年首次稱此為「荷蘭菌」病症。中國熱，也一直在扭曲台灣資源分配，可以 說台灣經濟已產生荷蘭菌病症！ 無疑，要治癒台灣的荷蘭菌病症，經續會必須提出有效政策，以扭轉當前「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並進而誘引資源投入台灣將來的創新發展，這是經續會成敗的關鍵。 (作者為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美國北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經續會成敗關鍵：扭轉「走向中國，複製台灣」的錯誤方向, 引導資源投入台灣的創新發展』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7-20-2006; 自由時報, 7-26-2006
<相關政策建議>: 1 2 3 4 5
從最近經續會各分組會議討論來看，可能最後又陷入在台、中經濟關係打轉，無法產生整套策略方案，以解決台灣經濟成長弱化與實質工資停滯不前的雙重結構性問題。
台灣經濟的戰略，必須盱衡時代的演變而調整。由於戰略模糊或執行無力，台灣近六年來資本和技術大量外流中國，內部卻是投資低迷，以致整個資源分派，竟然演變成在配合中國崛起的發展需要。顯然，台灣主體性的整體利益和安全，已不斷地遭受侵蝕。
Thursday, July 20, 2006
從荷蘭菌到中國熱
Friday, July 14, 2006
擘劃台灣經濟願景的幾點建議 / 創新脫困, 檢討促產條例
蕭萬長的建言再度凸顯台灣亟需長遠的策略思維，筆者也在此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並期勉本月底即將召開的經續會真能擘劃台灣經濟願景。政府應重新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以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替代之。』
◎林環牆，部落格專論，7-14-2006; 東森新聞報, 7-17-2006; 自由時報, 7-24-2006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蕭萬長先生最近在「台灣經濟發展願景」會議指出，將以台灣在2015年建立具3B的全球加值服務中心為發展願景，希望10年平均經濟成長5%以上，並以每人GDP3萬美元為目標，因此建議政府部門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
台灣是一個小規模開放型海島經濟，要永續提昇人民生活水準的途徑有二。
第一為技術帶動的總合生產力(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成長，這是一個已工業化經濟國內總合產出(GDP)得以持續成長的關鍵。
第二為技術帶動的對外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的改善。正因為台灣是小規模經濟，無法自給，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除了須透過總合生產力提高產出外，也須藉由國際貿易與他國相互交換商品和服務。
例如，當國際石油，或醫藥，或先進專利技術等進口價格不斷攀高，而台灣資訊電子產品等出口價格相對跌落時，即表示台灣人民必須以更多工時的投入，換取等量或更少的進口。此即台灣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抵消掉台灣本身因技術進步帶動的TFP成長，進而拉下人民生活水準。
以上提到的「技術」一詞，不只是工程或科學上狹義的技術，而是指一個經濟上更抽象但更廣義的投入/產出關係。任何創新的概念，例如製程、產品、產業結構、商業模式、以及政府政策或社會組織等的創新，均會促進技術進步。而這當中一個核心要素就是「創新」(Innovation)—的確，價值的創造已愈來愈仰賴 概念或知識的創新。
誠如美國前聯邦準備局(Fed)主席葛林思班前(2004)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史丹佛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經濟高峰會議演講時指出，在美國經濟總產出中，強調知識創意的「概念化」產出比重一直在持續成長。筆者相信台灣經濟未來也將邁向這個大趨勢。
當然我們要把概念化產出稱做「服務」也無不可。但是若要建議政府訂定「服務業發展條例」，再創經濟新高峰，則須再三斟酌。事實上，當前更迫切需要的，是重新 檢討施行中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租稅獎勵政策，並研擬代之以更 廣泛、更能迎接產出概念化的「建構台灣創新經濟競爭力綜合法案」。
台灣過去實施以來的產業租稅獎勵政策，可能傾向於誘發水平創新，過度茲生類似廠商。例如，台灣筆記型電腦產出一度佔全球市場高達80%，但是台灣廠商竟然沒有議價能力，雖然生產力高，卻無法對台灣對外貿易條件的改善做出貢獻，反而外移全部生產線。換言之，政府的產業政策很可能營造了一個自我砍殺貿易條件的產業組織。
經續會能否成功，端視其會議結束後的概念產出是否能為台灣經濟未來TFP和貿易條件的雙重提昇，奠定永續基礎。後記：自2001年因全球技術泡沫化台灣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後，筆者已發表一序列文章討論台灣經濟策略議題，並收錄於個人部落格福爾摩沙政經評論(http://formosan-voices.blogspot.com)，供各界參考。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Saturday, July 01, 2006
為南方朔上一堂經濟學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7-1-2006; 自由時報, 7-5-2006
南方朔六月三十日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台灣反淘汰的冰山一角」的評論，竟以中國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發展，而聳動地結論謂：“台灣學術力和知識力的惡化，我們不妨反省一下，我們社會其實早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了！”。
筆者身為國際經濟學家，對南方朔天馬行空的跳躍式論斷，感到非常詫異。
任何經濟體都各自有其本身的發展階段。中國屬於低所得的開發中國家，國內資本存量(按人均基礎的公共設施、廠房、設備、住宅等)低，但勞動供給不僅相對地，更是絕對地非常充裕。中國這種生產要素結構必然產生相對較高的固定資本邊際報酬，以及相對較低的邊際勞動生產力(此即表示廉價工資)，進而形成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中國、結合中國勞工的經濟條件。
於是，外資湧入加上中國本身的儲蓄，促進中國國內資本存量快速累積，從而啟動資本累積和成長的互動循環，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率推向每年10%的高檔。這是低所得經濟體在邁向長期溫和均衡成長前的一個過渡階段(transitional stage)。
在此一過渡階段，經濟成長主要是由生產要素(資本、勞動力)的累積來驅動。譬如，假定資本所得佔中國GDP(國內生產毛額)的1/3(此即暗示工資約佔GDP的2/3)，以及假定中國勞動力的成長率為零。那麼只要資本累積速度為每年30%，中國即可維持每年10%(=30%乘以1/3)的經濟成長率 。事實上，中國經濟即是接近此一假定狀況成長起來的。
台灣和其他東亞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已經走過高成長的過渡階段：固定資本已不再快速累積，因為資本邊際報酬已經遞減下來，而工資也已相對較高。假定資本所得佔台灣GDP的1/3，則在其他狀況不變下，如果台灣資本累積速度減緩為每年10%，其每年經濟成長率僅能維持在3.33%。
隨著資本累積不斷深化(deepening)，資本邊際報酬終必遞減，從而導致資本累積和經濟成長兩者都緩慢下來。這是任何經濟體在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總合供給面一定會面臨的成長瓶頸，而中國的發展最終也肯定會受制於此一經濟法則。是以，中國經濟成長較快，台灣經濟成長較慢，基本上是因各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南方朔指稱台灣已進入了一個反淘汰的階段，適反映其昧於經濟發展理論與現實。
供給面的成長瓶頸必須經由供給面切入。因此，技術創新乃是台灣當前克服資本邊際報酬終遞減和成長動能弱化的唯一途徑。而台灣在這方面的實力是相當樂觀，居東亞四小龍之首，遙遙領先中國。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來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