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貿易順差 ─ 駁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的評論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30-2006; 南方快報, 2-4-2006; 略簡版刊載 自由時報, 2-7-2006

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李維一，在１月２４日的記者招待會答覆記者提問陳水扁總統新年文告中有關「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台、中經貿政策新思維，作了以下評論(按中國人民網消息，1/24)：

1. 2005年台灣從大陸貿易獲得580億美元的順差，累計起來台灣從中國獲得的貿易順差已達到3300億美 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台灣現有的外匯存底，如果不是在對中國的貿易中獲得鉅額的順差，台灣將出現貿易逆差。

2. 這筆鉅額台對中貿易順差直接拉動了島內的經濟，解決了多少就業，提升了多少居民的 收入。

李維一上面這些評論，聽起來好像有道裡，其實經不起經濟邏輯的嚴謹 剖析。

基本上，對外多邊貿易出、進口差額所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內部儲蓄和內部投資呈現不平衡的現象。

當內部儲蓄大於內部投資時，對外貿易必然出現順差。此一順差數額等於內部儲蓄減掉內部投資所剩餘的超額儲蓄 。而且，此一超額儲蓄必然透過國際借貸流出，形成「淨資本外流」。相反的，當內部儲蓄小於內部投資時，對外貿易必然出現逆差。此一逆差數額等於內部投資減掉內部儲蓄所產生的內部超額投資。而為融通此一超額投資，必然透過借貸前述貿易順差國的超額儲蓄，形成國際資本自外流入貿易逆差國。

上述「內部儲蓄─內部投資=國際多邊貿易餘額」的方程式是任何總體經濟的國民所得會計恒等式，僅是說明一個經濟體內部儲蓄投資的抉擇是如何反映在國際貿易帳戶(或稱 “經常帳戶”)上 。此一國際貿易帳差額，不管是順差或逆差，並無價值規範(Normative)的意義。

簡單的說，貿易逆差本身，只要維持在可支撐水準，是不會傷害貿易逆差國經濟。而且， 若貿易逆差的形成是源自於內部活絡的投資活動，反而有助於貿易逆差國經濟的長期成長。同樣的，貿易順差本身，也不必然有利於貿易順差國經濟。而且，若貿易順差的形成是因內部投資低迷，導致超額儲蓄，形成資本過度外流，反而會傷害貿易順差國經濟的長期成長。

例如1990年代，日本長期享有貿易順差，但日本經濟卻是長期停滯。同樣是1990年代，美國長期出現貿易逆差，但美國經濟總體生產力卻是強勁揚升。這顯示貿易順差(或逆差)與總體經濟表現沒有因果必然的關係。

事實上，體制性追求長期國際貿易順差，來推動經濟成長，乃是重商主義「以鄰為壑」(Beggar thy neighbor) 的過時思維，極易引發國際貿易磨差，已屢見不鮮。無論是貿易順差或逆差，都必須控制在合適水準。否則，總體經濟將嚴重失衡，衍生更多經濟結構性的調整問題。

據經濟部估計，去(2005)年台灣台灣貿易順差將大幅縮減至70億美元左右(按經常帳戶統計，2004年台灣貿易順差為190億美元) ，這表示台灣同期間內部儲蓄仍然超越內部投資，以致產生大約70億美元的超額儲蓄，形成台灣的淨資本流出。

的確，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李維一說對了一半 。如果扣除台灣對中國貿易順差580億美元(按中國官方統計)，台灣對中國以外地區的整體貿易是呈現貿易逆差。不過，李維一的邏輯錯了。他陷入重商主義的思維，錯誤的認為貿易順差必定有利於順差的一方。因此，李維一逕自僅憑片面數據就結論說：台對中這筆鉅額順差直接拉動了台灣經濟，解決了多少就業，提升了多少居民的 收入。

事實上，台、中貿易順差主要是反映全球產業供應鏈。台灣的企業自1990年代起，為了建立以中國為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把其內部「超額儲蓄」大量投資中國﹐ 據統計已經累增達2,800億美元。這個投資抉擇屬個別企業的營運策略。它建立了「台灣─中國─美國」的全球產業供應鏈，也帶來台灣對外貿易轉向，致使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

無疑，這個全球產業供應鏈符合成本效率。但是就台灣人民整體經濟利益言，台灣會不會為了發展此一供應鏈，而已經投入過多資源進入中國？這是一個台灣政府需要嚴謹評估的政策課題。只有天真的經濟學家或者意識掛帥的政客，才會認為台灣的市場體系已經完美到無需政府介入管理台、中經貿投資事務。

台灣人民整體是否受惠於此一牽涉台灣和中國的全球產業供應鏈，其攸關的經濟變數不是台對中貿易是否順差，或者台對中貿易順差已經累增到多少金額。

在開放經濟「動態一般均衡」的思考架構下，台灣政府應審慎評估的變數，乃是台商投資中國建立產業供應鏈是否已排擠島內投資所需資源 ﹔是否已惡化台灣對外貿易條件(即出口單位價值相對於進口單位價值比例) ﹔是否已減緩台灣技術創新的步伐﹔以及是否已阻礙創造島內高工資就業機會？這些關鍵的變數，都是可以數量化來嚴謹評估。

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對外貿易順差佔GDP(即台灣經濟內部總生產)的比例，即 由2000年的2.9%, 快速竄升至2001年的6.5%， 2002年的9.1%，2003年的10.2%。此顯示台灣內部投資和民間消費不振，以致形成內部儲蓄過多無法消化，而轉化為年年擴大的貿易順差。但前(2004)年，台灣貿易順差佔GDP比例則逆轉回落為6.2%。去(2005)年的順差比例，按筆者估算料將進一步滑落至3%以下。

這些變化反映六年來台灣內部儲蓄與投資的相對變動，與台灣產業對外競爭力的起落無關。不過，政府 的確有必要提出積極對策，有效地將內部儲蓄導入內部投資。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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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台、美、日最閃耀

林環牆, 部落格專論, 1-16-2006; 南方快報, 1-21-2006

在全球技術創新競賽中，台灣的表現耀眼，直追美、日、德三國。如按相對於人口規模比較，台灣遠拋開德國，緊追過日本，幾乎與美國並肩競賽。據美國專利商標局初步統計，去(2005)年美國核發全球專利件數合計165,485件，美國本身拿到85,238件(佔51.5%)，其次分別為日本34,079件(佔20.6%)，德國10,502件(佔6.3%)，台灣6,311件(佔3.8%)，南韓4,811件(佔2.9%)。

為了較準確反映國際創新能力的高低，筆者把各國或地區自美國取得的專利件數除以它的人口總數，並依序排列如附圖：美國平均每百萬人拿到288件，不愧是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技術領先經濟；台灣平均每百萬人拿到276件，排名全球第二，超越日本的267件；緊追在後者分別為瑞士、以色列、芬蘭、瑞典等小規模經濟體；南韓、香港、新加坡都排名遠落於台灣之後。

在全球技術創新競賽中，台、美、日是最閃耀，台灣人民毫無悲觀的理由。中國的崛起，以及中國熱的過度喧染，已讓台灣人民，甚至一些政府官員，無法看清台灣的核心實力。許多政客甚至僅為政黨利益服務，唱衰台灣。但是數字是不會騙人的！

讓我們看看中國的表現：去年中國(不含香港特區)從美國專利商標局僅僅拿到583件專利，根本就毫無資格與台灣的6311件專利做比較。如按相對於人口規模比較，台、中之間創新能力的差距更是超大幅度的拉開：去年中國平均每百萬人只拿到0.45件，台灣卻是平均每百萬人拿到276件，排名世界第二。

中國雖於前(2004)年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資訊科技(IT)產品最大出口國，總金額達1,800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490億美元， 但這些成就明顯歸功於外資企業，特別是台商。其實，中國新華網本月二日報導，中國自主創新的高技術產品在對其外貿易中所佔比例僅為２％，即可明証。

台灣已是亞太區域的創新重鎮，很有潛力建構一個「創新導向」的高工資經濟體系。今後技術流量對台灣的重要性將不亞於貿易和資本流量。台灣政府應揭櫫「積極創新，經略全球」的策略綱領，審慎研擬與推動方向一致的全面性政策方案，切莫讓台、中關係顛倒了政策優先順序。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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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創新，經略全球

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台、中關係政策小組： 江永芳、林環牆、陳榮耀; 又載 南方快報, 1-12-2006, 台灣日報, 1-12-2006

<相關專論>

陳水扁總統的新年文告高舉台灣路線，強調台灣主體意識，提議制定符合台灣的新憲法，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這些核心價值的宣示，在中國政府利用飛彈武力威脅，以商圍政，以經促統，以遂行其最終併吞台灣的危機時刻，意義非常。

關於台灣與中國雙邊經貿投資關係，陳總統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新思維。與之前放棄「戒極用忍」，改行「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西進中國路線比較，這項政策指示試圖扭轉目前台灣政經過度向中國傾斜的嚴重不平衡現象。

我 們認為，以上宣示符合台灣整體的長期利益，並希望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能確實貫徹執行。致於民進黨新潮流日前召開記者招待會所提「積極定位，自信開放」的反方 向宣示，或能激發各界的策略性思考，不過，我們認為，所謂「積極定位，自信開放」存有盲點，不足為當前以「台灣主體」思考台灣政經情勢的策略綱領。

台灣早自1989年1月1日起，被美國正式 自其「普遍化優惠制度」(GSP)進口關稅 受惠名單剔除，象徵台灣已脫離開發中經濟體的身分，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當前只有積極向前邁進，以期躋身美、日、歐等先進已開發經濟之林。經濟上，台灣的全球定位非常清楚。

我們認為，台灣政府應以更宏觀，更前瞻的策略思維，來架構 台、 中雙邊經貿投資關係，而此一雙邊關係應僅是整個大策略架構的一個要素。盱衡台灣當前的發展階段，我們認為這個大策略架構就是「積極創新，經略全球」。「積 極創新」就是擴展台灣掌握的新知識技術領域。「經略全球」就是利用投資、研發、生產、行銷、貿易，經略全球經濟與市場。

台、中雙邊關係是全球策略的一部份，必須 定位在這個大策略架構裡。如此，台、中雙邊關係的緊縮或開放空間，得以彈性界定在符合「積極創新，經略全球」的整套管理機制裡面，以保障台灣利益。

台灣需要此一大策略架構﹐唯有「積極創新」配合「生產要素」的累積，才可能驅動台灣經濟長期展現高生產力的永續成長；也唯有「經略全球」，台灣的創新利基才得以體現，經濟實力才得以伸展 ， 同時也才得以藉由全球經略的經貿投資相互依賴關係，建構有利台灣的地緣政經軍事安全網。

民進黨政府執政後，一向疏於宏觀多維空間的策略性思考，經常看到各部會政策砥觸，政務官怯於為政策辯護。我們建議，陳水扁總總統進一步提升「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新思維，將之併入「積極創新，經略全球」的大策略架構，以謀台灣的永續發展，建立活力充沛的海洋國家。

( 江永芳/紐約福丹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 林環牆/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陳榮耀/紐澤西理工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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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可以成為FPE贏家

◎林環牆, 特邀專論 發表於自由時報，1-3-2006

<相關專論><英文台北時報徵得作者同意，把此篇翻譯成 英文版>

自由廣場上月十八日「反擊中國熱的台灣經濟藍圖」一文，筆者提及建構「創新導向」經濟體系，以創造高工資就業機會，有讀者反映：在國際貿易理論「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Factor Prices Equalization, FPE） 拉引下，此一策略是不是太過一廂情願？

的確，在全球貿易自由化競爭，以及生產技術充分擴散的前提下，包括工資、地租、資本收益率、利潤等，勢必朝全球均等水平邁進。

由 FPE 理論觀察，一九九○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已快速整合在全球經濟體系裡，同時升高國際競爭。

而「對外直接投資」（FDI）大量湧向中國，造成全球生產技術擴散，相當大的程度輻射到中國這個勞力供給充沛的低工資開發中國家，以致中國技術水平逐漸趨 近台灣等新興經濟體。這個背景，讓 FPE 理論發揮了現實作用，拉下全球勞工工資平均水準或者造成勞工失業。台灣與中國貿易投資如此深度整合，自然無法倖免 於「均等化」的衝擊。

台灣必須有一套前瞻而完整的經濟策略方案， 俾以縮小 FPE 的衝擊， 策略主軸在於：

第一， 台灣必須累積「 創新能量」 ， 俾藉由技術階梯的爬升， 讓台灣擁有「 比較利益」 的產業範圍遠離中國等低工資經濟體， 而與美國等高工資經濟體擴大重疊。若能如此， 前述 FPE 的衝擊將漸漸失去著力點， 同時經由「 比較利益」 的產業面貼近先進國家，例如台、美之間的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反而會拉升台灣工資水平。

第二，台灣必須傾力培育「人力素質」，俾使台灣貼近先進國家「比較利益」的產業所雇用高素質員工，不僅在全球生產要素結構中，是屬相對充裕，在台灣的人口結構更須朝絕對多數邁進。若能如此，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低工資下拉衝擊，將局限在少數人口，無礙高工資就業環境的形成。

第三，台灣必須有效保護智慧財產權，同時運用科技管理與政府補貼政策激勵「垂直創新」，使高階技術引進，低階技術流出能維持動態平衡，確保技術位階與低工 資開發中國家拉開距離。「水平創新」雖有助於台灣內部技術擴散，惟過度則易形成類似產品（Me Too）滋生，釀成自我價格惡性競爭，反而造成台灣「貿易條件」惡化，不利所得成長。

台灣是有潛力成為 FPE 的贏家。芬蘭、瑞典、瑞士等高工資小型國家辦得到，台灣何以不能？

(作者是美國「台灣公共政策諮議會」研究員暨北卡羅萊納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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